想找唐朝歷史書推薦，可以從《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與《貞觀政要》四部書開始，它們成書於不同時代，用途也各不相同。贊贊小屋從玄武門之變出發，先整理四部書的背景與評價，再透過下毒、楊文幹事件和唐太宗閱覽國史的記載，看看史料該怎麼比較。
一、《舊唐書》：五代後晉編纂的唐朝正史
《舊唐書》共二百卷，是五代後晉編成的唐代正史，採紀傳體，也就是用本紀、列傳、志等部分分別記錄帝王、人物與制度。唐朝在907年滅亡，後晉高祖在天福六年（941年）下詔，由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等人同修唐史，宰相趙瑩監修；945年（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與張昭遠等史官把新修的唐書上呈朝廷，所以這部書通常題為劉昫等人所撰。它是二十四史裡第一部記載唐代歷史的正史，距離唐代最近，保存了不少較早的唐代史料。《四庫全書總目》說，參與編排的人各自分工，彼此沒有互相核對，所以全書各部分的詳略並不一致。
這部書的材料並不是五代人從零開始蒐集。《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唐代史官吳兢先寫成一部《唐史》，記載唐朝創業到開元年間的事，後來韋述在吳兢舊本上增刪筆削，于休烈補入《肅宗紀》，令狐峘等人又陸續增輯，劉昫等人便是以這批唐代舊稿為藍本。〈順宗紀〉的論贊署名史臣韓愈，〈憲宗紀〉署名蔣系，也是沿用唐人舊文的證據。這使《舊唐書》保存了唐代史館留下的敘述，但也代表書中不少說法承襲自唐代官修記載，不能直接看成站在唐代官方立場之外的紀錄。
後世評價也相當具體。《四庫全書總目》認為，長慶年間以前的部分，本紀只寫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頗能保存班固、范曄的舊法；長慶以後史官失職，沒有善本可用，編者只能自行採集雜說傳記排纂成書，於是列傳常只記官職而缺少事跡，同一個人也會在不同卷重複立傳，例如楊朝晟在卷一百三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各有一傳。提要的結論是這部書「瑕瑜不掩」，並且說喜歡新書的人認為事事勝過舊書，喜歡舊書的人認為事事勝過新書，兩邊都是偏見。
以玄武門之變來說，《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寫道：「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於玄武門誅之。」先交代兄弟謀害，再寫太宗的行動。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和緊接著的〈巢王元吉傳〉，則有建成、元吉與太宗衝突的更多記載。這部書成書較早，並不表示它記錄的每個故事都比後來的書可靠；它保存了較早的材料，也保存了這些材料原有的立場。
二、《新唐書》：歐陽修與宋祁為什麼重新編寫唐史？
《新唐書》共二百二十五卷，是北宋仁宗年間由歐陽修、宋祁等人奉敕重修的唐史，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歐陽修把新修的唐書進呈朝廷，同樣採紀傳體。重修的原因，是《舊唐書》在宋人眼中繁略不均、頗有疏漏。《四庫全書總目》說，這部書本來就是要「補正劉昫之舛漏」，修書的人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也就是內容比舊書更多，文字比舊書更簡省。
編修的分工也有記載。提要引用陳振孫的說法：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而且在這部書上用力很久，不能埋沒他的功勞，於是列傳題宋祁的名字，本紀、表、志則題歐陽修的名字。實際參與的人不只這兩位，例如宰相世系表就出自呂夏卿之手。新書比舊書多了宰相世系表這類表格，也是它在體例上的明顯特色。
後世對它的評價並不一面倒。宋人劉安世批評「事增文省」恰恰是新書的缺點，《四庫全書總目》順著這個說法推論：舊書已經把史官記錄大致收進去，新書想增加內容，勢必要搜羅小說之類的材料而流於猥雜；想減少文句，又容易寫成艱澀拗口的文字。新書頒行後不久，吳縝就寫書指出它的錯誤，提要認為其中有些批評確實切中缺失。不過提要也強調，一代史書網羅浩博，由一個人寫精力難以周全，由眾人合寫體裁又會互相參差，這個問題新舊兩書都有，不能因為吳縝的糾謬就否定整部書。
同樣寫玄武門之變，兩書的措辭就不一樣。《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寫道：「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舊唐書》先寫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動詞用「誅」；《新唐書》的本紀則先寫太宗「以兵入玄武門」，動詞是「殺」，還補上「高祖大驚」。不過，卷七十九〈高祖諸子〉仍然記有建成毒酒、楊文幹等事，可見新書並不是要否定舊書。也不能因為新書的句子簡潔、語氣直接，就說它比較貼近史實，那只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修史團隊選擇了不同的寫法。
三、《資治通鑑》：司馬光如何用編年史記錄唐朝？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編年體通史，共二百九十四卷。編年體以年月日為順序記事，和《舊唐書》《新唐書》以人物、制度分類的紀傳體不同，讀起來更像一條連續的時間線，適合追蹤同一時期各種事件如何互相牽動。司馬光在治平二年（1065年）受詔編書，元豐七年（1084年）十二月書成，前後花了十九年。這段時間北宋正值神宗朝推行新法，司馬光與主持變法的王安石意見不合，離開朝廷後在洛陽繼續編書，書名《資治通鑑》則是宋神宗所取，意思是以過往的歷史作為治理國家的借鏡。
這部書不是一個人寫成的。據《四庫全書總目》，司馬光負責主編，史記與前後漢書由劉攽協助，三國與南北朝由劉恕協助，唐代與五代則由范祖禹協助。書中採用的材料，除了正史之外，雜史就多達三百二十二種，司馬光殘留在洛陽的稿子還堆滿兩間屋子。提要因此稱讚它「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元代胡三省又替全書作注，讀《資治通鑑》的人常把他的注當成準繩。
對讀史的人來說，《資治通鑑考異》和正文同樣重要。這是司馬光另外寫成的三十卷書，遇到各書記載互相矛盾時，他在《考異》裡說明自己採用哪一種、為什麼不用其他說法。例如武德九年突厥入侵，建成推薦元吉代替世民領兵北征，率更丞王晊向世民密告，說太子對齊王提議，在昆明池為元吉餞行時，讓壯士在帳幕下拉殺秦王，再上奏說他暴病而死。《舊唐書》的建成傳把這番話當成建成確實說過。司馬光在《考異》裡則認為，建成等人先前已經對秦王下毒，高祖也已經知情，這時如果再明目張膽地殺人，又謊稱暴病，高祖怎麼可能相信，這種說法「殆同兒戲」，所以正文只寫王晊向世民告發，至於事情的虛實，則是「疑以傳疑」。這種把取捨理由公開寫出來的做法，正是讀者可以拿來檢驗史家判斷的地方。
不過《資治通鑑》畢竟成書於玄武門之變四百五十多年之後，不是事件現場的一手史料，而是北宋史家整理唐代實錄、國史與各種雜史後寫成的敘述，書中還有以「臣光曰」開頭的司馬光本人的評論。讀它的時候，需要把事件記錄、史料取捨與史家評論分開來看。
四、《貞觀政要》：從唐太宗與群臣問答認識貞觀政治
《貞觀政要》的作者吳兢是唐代汴州浚儀人，經魏元忠等人推薦進入史館修國史，在史職上將近三十年，後來出為荊州司馬，天寶八年（749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多歲。這部書共十卷四十篇，序文說明了編纂的旨趣：當時的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認為太宗時期的政治教化值得後人借鏡，便命吳兢把典謨諫奏之詞整理出來，做法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目的「義在懲勸」。《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序文裡的這兩人是源乾曜與張嘉貞，《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兩人在開元八年（720年）五月分別擔任侍中與中書令，張嘉貞到開元十一年（723年）就被貶官，所以這部書成書的時間，至少在開元八年之後，序文並稱兩人官銜的時間，大約也落在這幾年之間。
這部書的編排方式也和正史不同。它不是按年月寫成的編年史，也沒有本紀、列傳的分工，而是依主題分成四十篇，例如第二十七篇〈崇儒學〉、第二十八篇〈論文史〉、第二十九篇〈論禮樂〉，內容以太宗和群臣的問答與奏議為主。宋代的《中興書目》說吳兢是在《太宗實錄》之外，另外採集太宗與群臣的問答之語，用來作為後世觀戒。因此，它更適合拿來了解貞觀年間的政治主張與君臣論辯，而不是當作完整的唐代政事記錄。
《四庫全書總目》的評價有褒有貶。一方面，提要認為太宗是一代賢君，他的良法善政與嘉言懿行都收在這部書裡，足以作為後世的借鑑，前代經筵進講也常常提到。另一方面，提要拿它和《唐書》《資治通鑑》對照，列出若干出入：《威鳳賦》是賜給誰的，新舊《唐書》都寫賜給長孫無忌，這部書卻寫成賜給房玄齡；張蘊古被殺的緣由，《資治通鑑》記載權萬紀彈劾他，是因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指他有意偏袒、查案不實，這部書卻說他把太宗打算寬宥的意思偷偷告訴李好德，還和他博戲；皇甫德參上書，《資治通鑑》記為中牟丞，賜絹二十匹，後來又加賞並授監察御史，這部書則記為陝縣丞，賜帛二十段。提要指出，吳兢以敘事簡核被稱為良史，但這部書大概是他晚年之作，所以難以完全避免疏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據《四庫全書總目》，《舊唐書》所依據的那批唐代舊稿，出自吳兢。換句話說，《舊唐書》和《貞觀政要》雖然性質不同，卻都和同一位史官有關。〈論文史〉篇記下了唐太宗和房玄齡、魏徵討論要不要看國史的經過，這段記載和玄武門之變的記錄息息相關。
五、李建成真的毒害李世民嗎？《舊唐書》與《資治通鑑》的記載
高祖長子建成被立為太子，次子世民受封秦王，四子元吉受封齊王，三兄弟之間的猜忌與衝突，是玄武門之變的背景。在這些衝突裡，最具戲劇性的兩項指控，就是宴飲下毒和埋伏刺殺。史書對這兩件事都有明確記載，問題是這些記載的證據力到底有多強。
先看下毒。《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寫道：「後又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的寫法是：「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新唐書》卷七十九也寫「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三部書都寫到夜宴、暴痛、吐血數升，還都提到淮安王把秦王扶回去。差別在於，《舊唐書》寫建成與元吉共同謀劃，《資治通鑑》則只寫建成一人；另外編排的位置也不同，《舊唐書》把這件事接在楊文幹事件之後，《資治通鑑》則編在武德九年六月的記事裡。細節與用字如此相近，比較合理的看法是它們有共同或前後承襲的史料來源，而不是三份彼此獨立的史料證據。
高祖的反應也值得留意。兩部書都記高祖去探望世民，並告誡建成：《舊唐書》寫「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資治通鑑》寫「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從這些句子看，高祖交代的是不要再夜裡飲酒，記載裡沒有看到他就此追查下毒。至於司馬光自己的態度，從《考異》可以看出，他是把「建成等前酖秦王」當成已經發生的事。所以較穩當的說法是：幾部史書明確記載了建成毒害世民，司馬光也採信了，但酒裡是否真的有毒，現存文獻沒有辦法獨立證實。
再看刺殺。《資治通鑑》在武德七年六月的記事裡寫道：元吉勸建成除掉世民，說「當為兄手刃之」；有一次世民跟著高祖到元吉府上，「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舊唐書》卷六十四〈巢王元吉傳〉的寫法幾乎一樣：「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兩書連元吉那句話都只差一個字，可是建成為什麼阻止，說法卻不同：《資治通鑑》說是因為他性格「頗仁厚」，《舊唐書》說是擔心事情不成功。《新唐書》只寫「太子固止之」，沒有交代理由。
這個差異提醒讀者，史書記下了事件，也往往同時寫進了對人物動機的判斷，而動機是最難驗證的部分。《資治通鑑考異》針對這段時期的材料還特別說明：「今但擇取其可信者書之」，表示司馬光在眾多記載裡做了取捨。不過，建成在這一次阻止了元吉，並不代表他在其他場合都沒有參與，在楊文幹事件裡，《資治通鑑》就寫建成曾要元吉設法圖謀世民。
六、楊文幹事件：李建成真的參與謀反嗎？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起兵反叛。《資治通鑑》敘述，楊文幹曾經在東宮擔任宿衛，和建成交情很深，建成私下讓他招募壯士送到長安。當時高祖準備前往仁智宮，命建成留守，世民和元吉隨行。書中寫建成要元吉趁機圖謀世民，還派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把盔甲送給楊文幹；這兩個人走到豳州之後向朝廷告變，說太子要楊文幹起兵，裡應外合，寧州人杜鳳舉也到仁智宮稟報相同的事。高祖於是用別的名目，親筆下詔召建成前來。建成到了之後叩頭謝罪，高祖仍然不消氣，當晚把他安置在帳幕之下，只給麥飯吃，另派司農卿宇文穎去召楊文幹，結果楊文幹得知情形後就舉兵反叛。
高祖讓世民率軍討伐，並答應回來後立他為太子，同時打算封建成為蜀王。《舊唐書》接著寫，世民出發以後，元吉和後宮嬪妃輪流替建成說情，封德彝也在朝外替他遊說，高祖的心意改變，不再追究，仍然讓建成回京城留守，只責備兄弟不能相容，並把責任歸到王珪、韋挺、杜淹等人身上，將他們流放到巂州。《資治通鑑》則記載楊文幹最後被自己的部下所殺，首級傳送京師。
三部書在細節上並不一致。楊文幹所任的官職，《資治通鑑》寫「慶州都督」，《舊唐書》和《新唐書》寫「慶州總管」。更重要的是，楊文幹為什麼舉兵：《舊唐書》寫建成被安置在帳幕中的當晚，「文干遂舉兵反」，《資治通鑑》說是宇文穎到了慶州把情況告訴他，他才起兵，《新唐書》則進一步寫元吉暗中與宇文穎勾結，讓宇文穎通知楊文幹，楊文幹於是倉促起兵。同一個事件，起兵的導火線在三部書裡有三種說法。
《資治通鑑考異》讓這個問題更清楚。針對「爾朱煥等告楊文幹反」這一條，《考異》寫道，《唐統紀》說建成派爾朱煥、橋公山送盔甲給楊文幹，叫他起兵，兩人走到豳州因為害怕獲罪而去告發；可是劉餗的小說卻說，那是有人妄告東宮。司馬光的取捨是「今從實錄」，也就是採用唐代《實錄》的說法。《考異》另一條記載，《實錄》說高祖夜裡離開營地時，建成憂憤地躺在帳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請求趁亂襲擊建成，建成的左右也有人這樣主張，世民都沒有接受，《唐統紀》也有類似的故事。司馬光判斷，那時高祖並無誅殺建成之意，左右怎麼敢擅自動手，所以「今不取」。從這兩條可以看到，司馬光並未把所有有利於世民的敘述都收入正文：他放棄了一則突顯世民克制的故事，卻也沒有採用「妄告東宮」那種對建成有利的說法。不過，這兩個例子還不足以證明他的整體記載完全不受既有史料立場影響。
因此，這件事能夠確定的是：史書記載了爾朱煥、橋公山與杜鳳舉的告發、建成被召見謝罪，以及楊文幹起兵與被殺；至於建成是否真的預謀，楊文幹是否真的奉太子之命起兵，仍然取決於我們相信哪一種來源，不能寫成沒有爭議的史實。這個事件之所以值得讀，不只因為它是太子和秦王衝突的轉折點，更因為它讓人看見，連司馬光這樣的史家，面對互相矛盾的材料時，也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寫進正文，再用《考異》把理由攤開給後人檢驗。
七、唐太宗曾要求修改史書，玄武門之變的記載可信嗎？
回到《貞觀政要》的〈論文史〉。這一篇先記了貞觀十三年的一段對話：褚遂良擔任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他能不能看起居注的內容，褚遂良回答，自古以來沒有聽過帝王親自看史書；劉洎也說，就算褚遂良不記，天下人也都會記下來。接著是貞觀十四年，太宗對房玄齡說，他每次讀前代史書，都覺得善惡昭彰，足以作為後人的警戒，不明白為什麼自古當代的國史不讓皇帝看。房玄齡回答，國史善惡必書，希望皇帝不要做不合法度的事，但史官怕違背皇帝的心意，所以才不讓皇帝看。太宗表示，他的想法和古人不同，他想看國史，是因為有好事固然不必說，若有不好的事，也想拿來警惕自己、修正自己。
房玄齡於是把國史刪略成編年體，寫成《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呈給太宗。太宗讀到六月四日那一天的記載，覺得「語多微文」，也就是措辭隱晦曲折。他對房玄齡說，從前周公誅殺管叔、蔡叔而周朝安定，季友鴆殺叔牙而魯國安寧，自己的所作所為「義同此類」，是為了安定社稷、造福萬民，史官執筆，何必有所隱諱，應該立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回答，國史是用來懲惡勸善的，如果記載不實，後代人要看什麼，皇帝這時要史官端正文辭，正合乎最公正的道理。
這段話的重點需要仔細拆開。從字面看，太宗要求的是不要含糊其詞，要把玄武門的事直接寫出來。但同一段話裡，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解釋：殺死兄弟，是為了安定社稷。因此，這既是對文字風格的要求，也牽涉到事件該怎麼被理解。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也記有這段對話，但年份和《貞觀政要》不一樣：它把太宗和褚遂良討論起居注、太宗和房玄齡討論國史的過程，都繫在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文字也有出入，例如少了魏徵的回答，卻多了同年七月八日太宗對褚遂良說自己勤行三事、希望史官不要書寫他過失的話。同一卷另外記載，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人上呈《高祖實錄》與《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派褚遂良讀給他聽。《資治通鑑》也把太宗向褚遂良問起居注的這段對話編在貞觀十六年夏四月，與《唐會要》一致。而《舊唐書》褚遂良傳說他是貞觀十五年才升任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這和《貞觀政要》寫貞觀十三年褚遂良已是諫議大夫的說法對不上。綜合這幾項記載，太宗向褚遂良詢問起居注的時間，以貞觀十六年的說法較有支持；至於太宗向房玄齡要求觀看國史的時間，只有《貞觀政要》的貞觀十四年和《唐會要》的貞觀十六年兩種說法，現有資料不足以判斷，所以這裡兩種記載都保留。可見即使是《貞觀政要》和《唐會要》這類較早的整理文獻，年份與細節就已經有出入，而要求直書這件事本身，兩邊是一致的。
如果問，這是不是代表太宗改寫了玄武門之變的歷史，目前的文獻只能支持一部分結論。太宗確實看過國史，確實對六月四日的記載表示不滿，也確實要求改削，這些都有《貞觀政要》和《唐會要》明文記載。可是，我們沒有他修改前與修改後的完整《實錄》可以逐句比對，也就無從得知究竟哪些文字被刪去、哪些內容被補上。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與《資治通鑑》，大致都是在唐代的實錄、國史等官修材料的基礎上寫成，要把太宗的修改和後世史家的取捨分開，並不容易。
所以，比較穩妥的讀法是把眼前的敘述分成三類：一類是各方記載都一致的事實，例如建成、元吉死於玄武門之變，太宗隨後成為太子；一類是修史者經過取捨之後才留下的敘述，例如下毒、刺殺、楊文幹事件的細節與動機；還有一類是現有文獻無法獨立確認的說法，包括太宗對自己行動所作的解釋。既不能因為太宗要求過修改文字，就說所有記載都是假的，也不能把他說的「安社稷、利萬民」直接當成已被證實的動機。
讀懂歷史，不只是讀到一個故事
贊贊小屋一開始只是想了解玄武門之變，結果在對照原文時發現，連下毒、刺殺這樣短短幾句的片段，不同的書也有不同的寫法與取捨。這四部書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書單，更像是四個進入唐代歷史的入口：想看唐代官方史館留下的材料，可以讀《舊唐書》；想看宋人如何重新整理與修正，可以讀《新唐書》；想順著時間追蹤事件、看史家如何取捨，可以讀《資治通鑑》與《考異》；想了解貞觀君臣的政治主張，可以讀《貞觀政要》。
以後再讀到「史書記載」這四個字，不妨多問幾句：這是誰寫的，什麼時候寫的，材料從哪裡來，又為什麼這樣取捨。同一件事能留下不同的記載，並不表示歷史不可信，只是提醒讀者，認識歷史的過程，也是在認識這些記載怎麼被一步步寫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