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唐代史官吳兢在唐太宗去世數十年後編成的政治著作,共十卷四十篇,收錄唐太宗與大臣的對話、奏疏與政事。它不只歌頌皇帝,更保留大量君臣爭辯與進諫紀錄。本文從編纂背景談起,整理徵兵、冒用資歷、魏徵十漸疏等故事,再看它對中國歷代與日本的影響。
一、吳兢是誰?從武則天到唐玄宗的史官
許多人第一次聽到《貞觀政要》,會以為是唐太宗命令臣下記錄自己治國的語錄。贊贊小屋原本也是這樣想,查了之後才發現不是:編寫這本書的吳兢,大約出生於 670 年,那時唐太宗已經去世二十年左右。他沒有見過貞觀年間的朝廷,對唐太宗的認識,全部來自史館裡的檔案與前人的記錄。這也說明《貞觀政要》和常聽到的「貞觀之治」不是同一件事:貞觀之治指的是唐太宗在位期間的政治局面,《貞觀政要》則是後來的史官從這段歷史中挑選材料編成的一本書。
吳兢是汴州浚儀人,也就是今天河南開封一帶。他在武則天時期經魏元忠等人推薦進入史館,從此與修史工作結下一輩子的關係。他一路經歷了武則天稱帝、705 年神龍政變李唐復辟、唐中宗與唐睿宗時期接連發生的宮廷鬥爭,最後在唐玄宗的開元年間繼續擔任史官與諫官。唐中宗神龍年間,他擔任右補闕,並與劉知幾等人共同修撰《則天實錄》,後來又轉任起居郎,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
這段經歷很重要。吳兢看過的,不只是皇帝如何治理國家,也包括皇位如何被奪走、又如何被奪回,權臣如何影響皇帝,以及史官如何在政治壓力下工作。當李唐皇室重新站穩腳步、唐玄宗開始重建政治秩序時,一位熟悉國史的史官,會把目光投向幾十年前的唐太宗李世民,是非常自然的事。
最能說明吳兢性格的,是《則天實錄》引起的一場風波。實錄中記載,武則天時期張昌宗為了陷害宰相魏元忠,曾引誘張說出面作偽證。到了唐玄宗時代,張說已經成為朝廷重臣,他看到這段對自己不利的記載,多次私下請吳兢修改幾個字。據《新唐書》記載,吳兢回答:「徇公之情,何名實錄?」意思是如果順著您的意思改,這還能叫做實錄嗎?最後他始終沒有修改。
面對一位當朝宰相的請託,吳兢選擇守住史書的記載。這件事讓贊贊小屋讀《貞觀政要》時有一種特別的感受:書裡滿是魏徵、王珪等大臣不肯順著皇帝心意說話的故事,而編寫這本書的人,自己也曾經不肯順著權臣的心意改寫歷史。兩者之間未必有直接因果,但很難不讓人覺得,吳兢對「直言」這件事,是有親身體會的。
二、貞觀政要為何編寫?吳兢希望後世皇帝學習什麼
既然不是唐太宗下令編寫的書,那吳兢究竟為什麼要寫?又是寫給誰看的?最直接的答案,就在他自己留下的兩篇文字:《貞觀政要》原序,以及進呈皇帝時附上的〈上貞觀政要表〉。
原序一開頭提到兩位「有唐良相」:侍中安陽公與中書令河東公。依照官職與封號考證,這兩位分別是源乾曜與張嘉貞,都是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宰相。吳兢說,兩位宰相重視唐太宗時代的政治成就,認為其中的言論與奏疏值得流傳,於是「爰命不才,備加甄錄」,也就是把整理的工作交付給他。換句話說,這本書並不完全是吳兢一個人關起門來的私人著作,而是帶著開元朝廷高層期待的編纂工作。
吳兢在原序中也說明了自己的編寫方法:「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他不是要寫一部完整的唐太宗傳記,而是挑出最重要的內容,提出治國的大綱,目的是勸善與警戒。原序最後還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後世治理國家的人,如果能依循這些前例,選擇好的去做,「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古代帝王學習的典範,往往是堯、舜、周文王、周武王這些遙遠的聖王,而吳兢想告訴皇帝:唐太宗就是一位有具體史實可以學習的榜樣。
〈上貞觀政要表〉則把對象說得更清楚。吳兢說,朝野人士常常議論,如果當今皇帝能遵循唐太宗的做法,就不必遠求上古的治國方法;他自己長期擔任史官,對貞觀故事熟記在心,所以把那些「志在匡君」的言論與事例整理成十卷四十篇,隨表進呈,希望皇帝「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表文中甚至有一句相當直接的話:「陛下儻不修祖業,微臣亦恥之。」如果皇帝不能繼承祖先的事業,身為臣子的他也會感到羞愧。
所以,《貞觀政要》最初確實就是寫給皇帝看的。以現代眼光來看,它很像一本專門呈給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教材,裡面的案例全部來自同一個王朝的祖先,既是榜樣,也是壓力。
至於這本書究竟何時完成、何時進呈,學界仍有不同看法。有學者提出唐中宗時期編纂的說法,認為李唐剛剛復辟時,正需要以唐太宗為榜樣重建皇室統治;但這個說法主要依靠政治背景推論,缺乏直接的進呈記錄。《四庫全書總目》則注意到原序提到的源乾曜、張嘉貞,兩人在開元八年(720 年)分別擔任侍中與中書令,因此推斷成書應在開元八年以後。《四庫全書總目》也指出,這本書在當時「嘗經表進,而不著年月」,確實曾經進呈,卻沒有留下進呈的年月。比較穩妥的理解是:吳兢可能很早就開始累積貞觀史料,而十卷四十篇的定本與進呈,發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
三、貞觀政要十卷四十篇:一本以君臣對話為主的治國教材
《貞觀政要》全書十卷,合計四十篇。它最大的特色,是按照治國主題編排,而不是依照時間先後敘事。同一年發生的事情,可能分散在不同篇章;不同年份的對話,也可能因為討論同一個問題而被放在一起。這種編法讓讀者很難把它當成一般的歷史書來讀,卻非常適合拿來討論「皇帝遇到某類問題時應該怎麼辦」。
需要注意的是,「卷」和「篇」不是同一件事。例如卷一包含〈君道第一〉與〈政體第二〉兩篇,這兩篇並不是第一卷與第二卷。依照維基文庫收錄的《貞觀政要》通行本目錄,全書的分布大致如下:
| 卷次 | 收錄篇目 | 主要內容方向 |
|---|---|---|
| 卷一 | 君道、政體 | 皇帝的自我要求,以及朝廷如何防止錯誤 |
| 卷二 | 任賢、求諫、納諫(部分版本附〈直諫〉) | 任用賢臣與接受批評 |
| 卷三 | 君臣鑒戒、擇官、封建 | 君臣關係、官員選拔與地方統治 |
| 卷四 | 太子諸王定分、尊敬師傅、教戒太子諸王、規諫太子 | 皇位繼承與皇室教育 |
| 卷五 | 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 | 道德原則與法律公平 |
| 卷六 | 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 | 皇帝與官員的自我約束 |
| 卷七 | 崇儒學、文史、禮樂 | 文化與教育 |
| 卷八 | 務農、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 | 民生、刑罰與財政 |
| 卷九 | 征伐、安邊 | 戰爭與邊疆 |
| 卷十 | 行幸、畋獵、災祥、慎終 | 帝王生活與善始善終 |
從整體來看,前兩卷像是全書的政治原理:皇帝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朝廷應該如何發現錯誤,皇帝又該如何任用賢臣、接受批評。卷三到卷九則把這些原理延伸到官員任用、皇室教育、法律、節儉、文化、民生與軍事等具體問題。最後一卷以〈慎終〉收尾,討論的不再是如何成功,而是成功之後如何不失去當初的原則。
讀到這裡,贊贊小屋原本有一個疑問:中國古代好像沒有其他書,整本都在記錄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對話。實際比較後發現,君臣問答並不是吳兢首創。戰國到漢初逐漸成書的《晏子春秋》,就大量記錄齊景公與晏嬰之間的問答與勸諫;西漢劉向編的《說苑》,按照政治與道德主題分類收錄歷代故事,其中甚至也有〈君道〉篇與〈正諫〉篇。更有意思的是《群書治要》:它是唐太宗在貞觀五年命魏徵等人從歷代經史子書中摘錄治國要點編成的,供唐太宗本人閱讀。
把這幾本書放在一起,《貞觀政要》的特殊之處就清楚了。《晏子春秋》以一位賢臣為中心,《說苑》收集的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故事,《群書治要》是唐太宗閱讀前代的政治經驗;而《貞觀政要》則把唐太宗一朝的君臣對話、奏疏與政事集中起來,按照四十個治國主題重新編排,讓後代皇帝反過來閱讀唐太宗的政治經驗。全書也不是只有對話,還收錄了大量奏疏原文與史官的事件敘述。吳兢真正做到的,是讓讀者透過同一位皇帝、同一群大臣的長期互動,看見政治決策形成之前的討論與爭執。
四、唐太宗如何納諫?魏徵與創業、守成的討論
《貞觀政要》中最常出現的大臣是魏徵。他原本是唐太宗的兄長、太子李建成的部屬,還曾經勸李建成及早對付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召魏徵前來責問,魏徵卻從容回答,如果太子早聽他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禍事。唐太宗沒有殺他,反而任命他為諫議大夫,從此魏徵成為貞觀朝最敢直言的大臣。
〈君道第一〉記載,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什麼樣的皇帝是明君,什麼樣的皇帝是昏君?魏徵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接著舉出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的例子,說明這些皇帝並不是沒有權力,而是只聽身邊少數人的話,以致天下已經大亂,自己卻不知道真實情況。這段話後來被濃縮成「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成為《貞觀政要》最廣為人知的名句之一。
魏徵的觀點非常務實。皇帝住在深宮裡,不可能親眼看見天下每一個地方,只能依靠大臣與官員傳遞消息。如果只聽少數人的話,資訊管道就會被他們掌握。因此,「兼聽」不只是一種謙虛的美德,也是皇帝確保自己能聽到真話的方法。
同樣在〈君道第一〉,還有一段非常適合說明本書閱讀趣味的對話。貞觀十年,唐太宗問身邊的大臣:「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開創帝業與守住帝業,哪一個比較困難?
房玄齡先回答。他認為天下大亂時群雄並起,必須一場一場打仗、一座一座城池攻下來,所以創業比較困難。魏徵卻有不同看法。他說,新王朝通常是在前朝衰亂時崛起,百姓樂於擁戴,取得天下反而不算太難;真正的困難在於得到天下之後,皇帝容易驕傲放縱,百姓希望安定,徭役卻停不下來,國家衰弱往往就從這裡開始,所以守成比較困難。
唐太宗的回答最精彩。他沒有說誰對誰錯,而是指出:房玄齡當年跟隨自己平定天下,出生入死,所以深知創業的艱難;魏徵與自己一起治理天下,擔心驕傲放縱帶來危亡,所以看見守成的困難。最後他說,創業的困難已經過去了,接下來要與各位大臣一起謹慎面對守成的困難。
這段對話讓贊贊小屋印象很深。唐太宗不是單純挑選一個正確答案,而是理解兩位大臣各自從不同經驗出發,再把問題帶回當下。這也是《貞觀政要》和一般史書很不一樣的地方:讀者看到的不只是皇帝最後做了什麼決定,而是決定形成之前,不同大臣如何提出各自的判斷。
〈求諫第四〉與〈納諫第五〉則記錄了唐太宗主動要求大臣批評自己的許多例子。〈求諫第四〉一開頭就記載,唐太宗神情威嚴,百官進見時常常緊張失措,他知道之後,每次聽人奏事都刻意放緩臉色,希望大家敢於進諫。在卷二〈任賢第三〉的魏徵條目中,唐太宗也說魏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所以特別看重他。魏徵則回答:正是因為陛下引導臣子說話,臣才敢說;如果陛下不接受,臣又怎麼敢冒犯龍顏。這句話點出了納諫的關鍵:大臣敢不敢說真話,很大程度取決於皇帝願不願意聽。
五、唐太宗的徵兵與冒用資歷爭議:皇帝能違反法律嗎?
如果說創業與守成的討論是抽象的政治哲學,接下來這兩個故事就非常具體,而且放到今天也一點都不陌生。
先來看徵兵的故事。它收錄在卷二附篇〈直諫〉中,《資治通鑑》則把它繫於武德九年,也就是唐太宗剛即位不久。當時朝廷派人點選士兵,負責的右僕射封德彝等人建議,把還未滿十八歲、但身材已經高大強壯的「中男」也一起徵召入伍。
唐太宗同意了,敕書發出好幾次,魏徵都堅持反對,不肯在敕書上簽署。唐太宗非常生氣,把魏徵和王珪找來,板著臉說:中男如果真的年紀小,自然不會被點入軍中;如果身材確實高大,徵召他們又有什麼不可以?你為什麼這樣固執?
魏徵的回答有兩層。第一層是現實考量:「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把池塘的水抽乾來捕魚,當然抓得到魚,但明年就沒有魚了。如果把年輕男子全部徵入軍中,租稅與各種勞役要由誰來負擔?而且軍隊打不了仗,問題不在人數太少,而在於對待士兵不夠妥當;與其多徵人,不如精挑細選、好好對待,戰力自然提高。
第二層更尖銳。魏徵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對待官員與百姓,可是即位以來,已經有好幾件大事失信於民。他舉例說,朝廷曾下詔免除百姓積欠官府的債務,後來卻把秦王府的財物排除在外;又曾宣布關中免除兩年租調,結果已經繳納或服役的部分仍被要求照收,免除改從明年開始。如今又因為懷疑地方官與百姓謊報年齡,就要把未滿十八歲的人點入軍中,朝廷還要怎麼取信於人?
唐太宗聽完後承認,自己原本以為魏徵只是固執,現在才明白問題出在國家失信,是自己沒有深思,過錯很大。他停止徵發中男,還賞賜魏徵一口金甕,也賞給王珪絹五十匹。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官員選拔時,收錄在卷五〈公平第十六〉。貞觀初年,朝廷大舉選拔官員,有些人偽造自己的資歷與出身。唐太宗下令這些人必須自首,如果不自首,一經查出就處死。
不久,果然查到有人造假。負責審理的大理少卿戴胄,依照法律判處流刑,而不是死刑。唐太宗很不高興,認為自己當初已經公開宣布不自首者處死,現在卻依法改判,等於讓天下人看到皇帝說話不算話。
戴胄回答:如果陛下當時直接下令殺了他,那不是臣能管的事;但既然已經交給司法機關審理,臣就不敢違背法律。唐太宗追問:你自己守住了法律,卻要讓朕失信嗎?戴胄說出了這個故事裡最重要的一句話:「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法律是國家向天下人建立的長期信用,皇帝的話則是一時喜怒下的產物。陛下因為一時憤怒說要殺人,後來知道不妥而依法處置,這正是「忍小忿而存大信」。
唐太宗最後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接受了戴胄的判決。同一篇裡,戴胄還曾在長孫無忌佩刀入宮的案件中,反對對皇帝的親戚從輕、對守門官員從重的處置,同樣堅持法律不能因人而異。
把這兩個故事放到今天來看,一點都不過時。贊贊小屋特別喜歡這兩個故事,因為它們非常生活化。今天許多國家仍然實施兵役制度,服役年齡怎麼定、能不能為了補充兵員臨時放寬,依然是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假學歷、假資歷的新聞,也一再出現在求職、企業任用甚至公職人員身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朝廷,就已經在爭論同樣的事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故事的衝突方式並不相同。魏徵面對的是行政決策:皇帝想改變徵兵標準,魏徵以朝廷誠信反對。戴胄面對的是司法裁判:皇帝想用一道臨時命令取代既有法律,戴胄堅持依法判決。這兩件事都不是門下省正式的封駁程序,魏徵當時是諫議大夫,戴胄是大理寺的司法官員。但它們共同說明了一件事:在貞觀朝廷裡,皇帝的決定並不一定是最後的答案,官員可以、也確實會站出來說「不行」。
六、唐朝三省制如何運作?中書省、門下省與封駁制度
魏徵與戴胄的故事,靠的是大臣個人的勇氣,以及唐太宗願意接受。那麼除了人之外,唐朝有沒有制度上的設計,用來防止皇帝做出錯誤決策?
〈政體第二〉記載,貞觀元年,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朝廷設置中書省與門下省,本來就是為了互相防止錯誤。他接著批評,有些官員為了保護自己的面子,不願意聽別人指出錯誤;有些人為了避免得罪同僚,明知政令不對也照樣通過。唐太宗認為,為了顧全一個官員的小小人情,而造成萬人受害,這是亡國的政治,要求大臣們不要「上下雷同」。
唐代中央政府的基本分工,通常被整理為三省:中書省負責草擬詔令,門下省負責審核,尚書省負責執行。門下省的給事中可以對不妥當的詔令提出異議,甚至把詔書退回,這種權力稱為「封駁」。從制度設計來看,一道命令從皇帝的意思變成正式詔書,中間必須經過不同官員的審查,而不是皇帝說一句話就立刻生效。
不過,封駁制度能發揮多大作用,仍然與皇帝的態度密切相關。《新唐書》記載了一個唐宣宗時期的例子:宣宗想任命楊漢公為同州刺史,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輿認為楊漢公品行有問題,不適合擔任京城附近的重要地方官,前後「三還制書」,把任命詔書退回了三次。但皇帝仍然堅持,結果是「制卒行」,任命最後還是執行了,鄭裔綽隨後也被外放為商州刺史。
這個例子很能說明唐代封駁的性質:門下省確實可以退回詔令、延緩命令,迫使皇帝重新考慮;但它沒有最終否決皇帝的權力。當皇帝堅持己見時,制度就可能被突破。
所以,三省制是一套制度化的糾錯程序,卻不等於現代的三權分立。貞觀政治之所以留下許多成功納諫的故事,不只是因為有中書、門下的設計,更因為唐太宗願意讓這套設計真正發揮作用。這也正是《貞觀政要》反覆強調的問題:再好的制度,如果皇帝不想聽,仍然可能失去效果。
七、魏徵十漸疏與慎終:唐太宗如何面對自己的十項缺點
讀《貞觀政要》,很容易以為唐太宗是一位始終謙虛、永遠接受批評的完美皇帝。但卷十〈慎終第四十〉收錄的一篇奏疏,會讓人對這本書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貞觀十三年,魏徵擔心唐太宗不能把早年的節儉堅持到底,近年漸漸喜好奢侈,於是上了一篇長疏,後世通稱〈十漸不克終疏〉。這篇奏疏和〈君道第一〉收錄的〈諫太宗十思疏〉是兩份不同的文獻:〈十思疏〉是貞觀十一年提出的十項自我提醒,〈十漸疏〉則是兩年後,直接指出唐太宗已經出現的十項退步。
魏徵在開頭引用一句古語:「非知之難,行之為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知道道理不難,做到才難;做到也不算最難,能夠堅持到最後才最難。接著他把唐太宗貞觀初年與近年的作為逐項對照,每一項都以「此其漸不克終」作結。依照原文順序,十項大致是:
| 順序 | 貞觀初年 | 近年的變化 |
|---|---|---|
| 一 | 清靜無欲,不重視遠方奇珍 | 從萬里之外求駿馬,向域外購買珍奇 |
| 二 | 愛民如子,少興工程 | 輕易動用民力,還說百姓無事就會驕逸 |
| 三 | 願意犧牲自己的欲望成全他人 | 想做某件事時,先以「不做不方便我」堵住諫言 |
| 四 | 親近君子,疏遠小人 | 對君子敬而遠之,對小人卻狎而近之 |
| 五 | 崇尚樸素,不貴奇物 | 喜好奇異之物,珍玩製作沒有停止 |
| 六 | 求賢若渴,信任所舉之人 | 依個人好惡任用或罷黜官員 |
| 七 | 斷絕遊獵的源頭 | 遊獵頻繁,有時清晨出發、入夜才回 |
| 八 | 以禮對待臣下,下情可以上達 | 對入朝奏事的官員冷淡,甚至挑剔小過 |
| 九 | 孜孜不倦,屈己從人 | 自恃功業之大,輕視前代帝王與當代人 |
| 十 | 災荒時百姓仍無怨言 | 徭役繁重,關中百姓尤其疲憊 |
其中第九項最為深刻。魏徵說,唐太宗「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又說親近的人迎合旨意而不肯說話,疏遠的人畏懼威嚴而不敢進諫。問題已經不只是奢侈或遊獵,而是一位功業太大的皇帝,開始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高明,身邊的人也因此逐漸沉默。
唐太宗的回應同樣收錄在〈慎終〉中。他對魏徵說:「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臣子順著君主的心意很容易,違逆君主的心情最難。他表示自己反覆研讀這篇奏疏,覺得「詞強理直」,於是「列為屏障,朝夕瞻仰」,把它放在屏風上,早晚都能看見;又交給史官保存,希望千年之後的人都能明白君臣之間的道義。他還說:「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並賞賜魏徵黃金十斤與馬兩匹。
一位皇帝把列舉自己十項缺點的文章,放在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還要求史官保存下來。這是《貞觀政要》最動人的場景之一。而且這裡有一個很巧妙的連結:唐太宗把魏徵的批評交給史官,幾十年後,史官吳兢又把這篇批評編進自己呈給皇帝的書中。魏徵用奏疏勸諫當時的皇帝,吳兢則用保存下來的奏疏,勸諫後來的皇帝。
魏徵在貞觀十七年去世。卷二〈任賢第三〉的魏徵條目記載,唐太宗後來對身邊的大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說完哭了很久。他隨後下詔,說魏徵在世時常常指出自己的過錯,魏徵死後,自己即使有錯也沒有人說了,難道是自己以前常犯錯、現在全都做對了嗎?恐怕是百官只知順從,不敢再觸犯龍顏,因此要求大臣們有話直說。
把〈慎終第四十〉和全書第一篇〈君道第一〉放在一起讀,會發現吳兢的編排很耐人尋味。〈君道〉開頭,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皇帝傷害百姓來滿足自己,就像割下大腿的肉填飽肚子;〈慎終〉裡,魏徵卻指出唐太宗開始輕用民力。〈君道〉有「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慎終〉則批評皇帝以自己的需要堵住諫言。〈君道〉討論創業與守成何者為難,〈慎終〉便具體指出守成過程中出現的十項問題。
吳兢沒有用唐太宗的赫赫戰功或盛世景象作為全書的結尾,而是選擇了〈慎終〉。書的最後一則停在貞觀十六年,唐太宗擔心自己驕傲放縱、喜怒失度,卻未必能察覺,希望魏徵隨時提醒;魏徵回答「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明與愚昧的人都有欲望與情緒,差別只在能不能節制。從善始到善終,才是這本書真正想留給讀者的政治問題。
八、貞觀政要如何傳到日本?德川家康與伏見版
《貞觀政要》進呈之後,並沒有隨著唐朝結束而被遺忘。唐朝後期的君臣仍以貞觀政治作為評價皇帝的標準;到了元代,學者戈直為全書作注,並收錄唐宋以來二十多位學者的評論,編成《貞觀政要集論》,這個版本後來成為明清通行本的重要基礎;明憲宗在成化元年(1465 年)親自為這本書撰寫序文,並命儒臣重新校刻刊行。清代《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雜史類,提要中也提到,前代皇帝的經筵講學經常講到這本書。
《貞觀政要》不是正史,也不是唐太宗的完整傳記。它是一本有選擇、有目的的政治鑑戒書,《四庫全書總目》甚至指出,書中部分事件的細節與兩《唐書》、《資治通鑑》存在出入。但正因為它把一位皇帝的施政經驗整理成可以閱讀、可以討論的案例,才能在不同朝代反覆被拿出來講讀。想進一步比較它和兩《唐書》、《資治通鑑》的性質差異,可以參考唐朝歷史書推薦。
這本書的影響也越過了海洋。《貞觀政要》在平安時代就已傳入日本,成為皇室與公家貴族研讀的帝王之書。到了鎌倉時代初期,相傳菅原為長為北條政子把它譯成假名本,也就是後世所稱的《假名貞觀政要》,讓不熟悉漢文的武家也能閱讀,此後北條氏等武家統治者都很重視這本書。
其中最具體的例子,是德川家康推動刊印的伏見版《貞觀政要》。慶長四年(1599 年)起,德川家康命臨濟宗僧人閑室元佶,以木活字在伏見刊行一系列漢籍,包括《孔子家語》《三略》等,史稱「伏見版」。《貞觀政要》也在其中,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伏見版十卷本,卷末刊記署「慶長五年」,也就是 1600 年,正是關原之戰發生的那一年。
德川家康是武家的征夷大將軍,不是皇帝,他後來建立的江戶幕府,與唐朝的皇帝制度完全不同。但在即將取得天下的時刻,他選擇印行這本記錄唐太宗如何與大臣共同治國的書,說明《貞觀政要》的價值已經超越唐朝本身,成為東亞統治者學習政治的共同教材。至於家康具體的施政是否直接受到這本書影響,史料並沒有明確答案,但他推動刊印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歷史訊號。
貞觀政要值得讀嗎?從唐太宗到唐玄宗的歷史反思
贊贊小屋一開始只是想了解《貞觀政要》這本常被提起的書,以為它是一本記錄唐太宗與大臣對話的古籍。真正讀下去才發現,它牽涉的問題遠比想像中多:史官如何面對權力,法律與皇帝的命令誰比較大,制度能不能糾正錯誤,以及一位成功的統治者,如何避免在成功之後失去節制。
最讓人感慨的,是吳兢獻書的對象唐玄宗。唐玄宗即位初期重用姚崇、宋璟,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但到了開元後期與天寶年間,他越來越依賴李林甫、楊國忠等少數人,敢於反對的大臣逐漸離開朝廷,最後在 755 年爆發安史之亂。唐玄宗是否認真讀過《貞觀政要》,史料沒有留下答案,安史之亂的成因也不能簡化為一位皇帝讀書與否。但他前後期的變化,幾乎就是〈慎終〉所描述的那種「漸不克終」。唐憲宗時期,宰相崔群在回答「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時,就把轉折點指向開元二十四年罷免張九齡、專任李林甫。吳兢提出的問題,並沒有因為唐太宗去世而消失。
所以,《貞觀政要》不只是一本歌頌唐太宗的書。它保存了皇帝虛心納諫的故事,也保存了大臣指出皇帝退步的奏疏;它告訴讀者什麼是好的治國方法,也提醒讀者,知道這些道理並不代表就能一直做到。創業不容易,守成更難;而比懂得道理更難的,是能不能把它長久實踐下去。這或許就是這本一千三百年前的書,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一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