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發生在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殺死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這場兄弟相殘的背後，有多年累積的皇位繼承與權力衝突。贊贊小屋從唐高祖李淵的七次重要決策，整理玄武門之變故事，分析父親與皇帝如何處理兒子之間的爭鬥，以及最終為何走向政變。
一、李淵為何立李建成為太子，而不是李世民？
李淵立李建成為太子，主要是依嫡長繼承的原則，而且那時李世民還沒有取得後來的顯赫戰功。
618年五月，李淵在長安即皇帝位，建立唐朝。到了六月，《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他立世子李建成為皇太子，同時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三個人都是太穆皇后竇氏所生，李建成是長子，這樣的安排也是新王朝最容易讓人理解的繼承秩序。
李建成不是只靠長子身分坐上太子之位。《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李淵在太原起兵時，李建成從河東趕到太原，被任命為左領軍大都督，領兵攻取西河郡，並跟隨李淵進入長安，後來隋恭帝拜他為唐國世子。立為太子之後，李淵擔心他不熟悉政務，要他學習處理時事，除了軍國大事之外，多數事務都交給他裁決，又派李綱、鄭善果擔任東宮官員輔佐。所以李建成既是法定的儲君，也實際參與政務與軍事。
那麼李世民的功勞呢？他在起兵、西進關中的過程中已經有表現，這一點和第一篇〈李淵是誰〉談到的起兵與霍邑之戰相呼應。但是看時間點就會發現，618年六月立太子的時候，後來讓他政治地位大幅提高的幾場戰事都還沒有發生。《舊唐書》記載，同年七月薛舉進攻涇州，李世民領兵迎戰不利而回，到十一月才在淺水原大破薛仁杲。此後他陸續平定劉武周，並在621年擊敗王世充與竇建德，那已經是三年後的事。
贊贊小屋讀到這裡，最大的感受是不能用621年之後的秦王，去看618年的繼承安排。立太子的時候，李淵眼前的李世民，和後來手握天策上將之位、戰功顯赫的李世民並不一樣。至於李淵當時有沒有預料到次子會這麼會打仗，史書沒有交代，這只是贊贊小屋閱讀後的一點想像，不能當成史實。
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剛建立的新王朝需要讓宗室、官員和軍隊都知道未來的繼承人是誰。從父親的角度來看，也許選擇長子，是最符合一般家庭想像的安排。這兩種考量都有道理，只是史書並沒有留下李淵自己對立太子的說明，所以這裡只能從制度和處境推想，不能斷定他的真正想法。
也可以反過來問：如果李淵當時不立太子，是不是就能避免後來的兄弟之爭？這個問題無法證明。暫時不立，或許能保留選擇的空間，但新王朝沒有明確的繼承次序，官員和軍隊更難判斷未來的方向，三個兒子也可能更早、更直接地競爭。不立太子可能延後衝突，也可能讓繼承問題更加不確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寫成必然。
二、李淵為何授予李世民天策上將，讓秦王府逐漸壯大？
李淵授予李世民天策上將，是為了酬謝他平定王世充與竇建德的軍功，這是皇帝正式授予的官職，也讓秦王府的力量逐漸壯大。
《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李世民凱旋回到長安後，李淵認為過去的官職不足以相稱他的功勞，於是另外給他尊貴的稱號。同年十月，李世民被加號為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之上，並增加封邑，賜予金輅、袞冕、黃金和鼓吹樂等。同一年，李元吉也被任命為司空。
天策上將不是李世民自己宣布的稱號，而是皇帝正式授予的官職，天策府也是合法設置的官署，設有司馬、兵曹參軍等官屬。換句話說，李淵這樣做，是在處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一位剛剛立下大功的皇子，要怎麼獎賞？完全不獎賞，容易讓有功將領失望；獎賞太重，又可能讓他的聲望和勢力逼近太子。
此時的三位皇子，各自有不同的政治基礎。李建成是太子，有東宮官屬，也主持政務；李世民是秦王，有天策府、統一戰爭累積的軍功，以及將領與文臣組成的班底；李元吉是齊王，同樣有官職與部屬。《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記載，從武德初年起，李淵讓李世民住在西宮的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後院，與皇帝所在的上台和東宮晝夜相通，沒有什麼限隔，因此太子的令，秦王與齊王的教，與皇帝的詔敕一起施行，「百姓惶惑，莫知准的」，也就是百姓不知道該以哪一個命令為準。
這句話容易讓人以為整個國家的行政陷入混亂。不過同一段記載裡，也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李世民擔任陝東道行臺時，曾把數十頃土地給了立有功勞的淮安王李神通；後來李淵寵愛的張婕妤，替她的父親向皇帝求取同一塊地，李淵就下手詔賜給了她的父親。李神通因為秦王的教令在先，不肯交出土地，張婕妤便向李淵說秦王奪了這塊地。李淵大怒，責備李世民說：「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意思是皇帝的詔敕行不通，秦王的教令卻是州縣就接受。
這個例子說明，多重權力造成的摩擦並不只是形容詞。不過，這一段出自描寫李建成的列傳，敘事角度偏向呈現東宮與秦王府的衝突，單一件土地糾紛也不能證明整個唐朝的行政全面癱瘓。贊贊小屋的看法是，史書雖然記載了混亂，但開國皇帝還在，兩個兒子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三個權力中心並存，更像是一種埋下風險的狀態，而不是已經演變成明顯的政治危機。
還要放回當時的背景。李淵稱帝之後，天下並沒有立刻統一，劉黑闥、輔公祏等勢力仍在，要靠有戰功的將領去打。李淵需要獎賞有功的人，也需要保留可以領兵作戰的力量。所以天策上將在當時是合理的安排，但是當戰事逐漸結束，這套原本用來打天下的權力結構，就可能轉變成繼承問題裡的風險。戰事逐漸平息之後，李淵是否應該重新調整這套權力結構，史書沒有留下他的想法。
三、楊文幹事件：李淵為何曾想廢太子，最後又改變主意？
據《資治通鑑》記載，楊文幹事件使李建成受到牽連，李淵一度表示將改立李世民，後來又改變主意。
624年，也就是武德七年六月，李淵前往仁智宮避暑，李建成留在長安居守，李世民和李元吉隨行。根據《資治通鑑》卷191，李建成派爾朱煥、橋公山把鎧甲送給慶州都督楊文幹，要他起兵與東宮互相呼應，兩人走到豳州卻向朝廷告變，另有寧州人杜鳳舉也到仁智宮陳述情況。李淵以別的事為理由，用手詔召李建成到仁智宮。《資治通鑑》寫李建成不敢去，後來接受建議，帶著十幾名騎兵去見李淵，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把自己摔在地上，幾乎昏過去。李淵怒氣未消，當晚把他安置在營帳裡，只給麥飯吃，派人看守。
接著楊文幹正式起兵。李淵找來李世民商量，據《資治通鑑》，李淵說：「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意思是你去平亂，回來就立你為太子，我不能學隋文帝親手殺自己的兒子，會把李建成封為蜀王。《舊唐書》也有類似記載，並提到蜀地偏小容易控制。
可是李世民出兵之後，局勢又變了。《資治通鑑》記載，李元吉和後宮的妃嬪輪流替李建成求情，封德彝也在外面替他說項，李淵就改變了主意，又讓李建成回京師居守，只責備兄弟不和，並且把責任歸給東宮的王珪、韋挺，以及秦王府的杜淹，把他們流放到巂州。楊文幹則在七月被自己的部下所殺。
這個事件的史料並不完全一致。各部史書的編纂背景可以參考唐朝歷史書推薦。《舊唐書》把楊文幹的行動直接連在李建成身上，《資治通鑑》則編在624年的時間順序裡，詳細交代告發、召見、出兵與處分。司馬光另外編了《資治通鑑考異》，保存不同的說法：「爾朱煥等告楊文幹反」這一條下，註明劉餗《小說》記載是有人誣告東宮，司馬光採用的是《實錄》的說法。這並不能證明李建成被冤枉，但至少說明古代的史料對於太子是不是真的參與，本來就有不同的版本。《考異》在討論高祖與建成、元吉關係的另一條記載時，也指出唐代《實錄》寫的是被李世民誅殺的建成與元吉，史臣不免有「抑揚誣諱之辭」，所以司馬光說「今不盡取」，並沒有照單全收。
從現有史料來看，楊文幹確實起兵，李淵也曾處理李建成受到牽連的問題，並派李世民出兵討伐，李建成最後保住了太子地位。至於李建成是否參與策劃、告發的人是否可靠，以及李淵改立太子的承諾是否完全如史書所記，仍有需要進一步辨別的地方，史書中的這段話，也不能當成現場錄音。
贊贊小屋認為這是李淵第一次明確地有機會重新安排繼承秩序。如果他正式改立李世民，繼承次序會更清楚；但他最後放棄了。這個結果對兩個兒子的影響很大：李世民可能認為父親曾經答應過，李建成則可能感覺太子之位隨時會被取代。不過這裡有一個界線，皇帝說過的話，和完成廢立的程序是兩件事，所以不能說李世民在626年發動政變，就是取回本來屬於自己的皇位。
另外，李建成這邊也不能只用後宮人緣好來概括。史書確實記載妃嬪替他說話，但他同樣有軍事與政務的經歷，也有東宮官屬和支持者；李世民則不只有軍功，還有龐大的文臣和幕僚。把兩人簡化成一個擅長宮廷關係、一個擅長打仗，會忽略太多細節。贊贊小屋比較想問的是：就算李淵當時真的改立太子，兩個兒子的衝突就會結束嗎？這一點仍然值得懷疑。
四、李世民飲酒吐血：李淵為何沒有進一步處置李建成？
在史書記載的夜宴吐血事件中，李淵並未立即公開追究李建成，而是告誡他不要再與李世民夜間飲酒，並提出讓李世民移居洛陽的方案。
《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接著記載，李建成與李元吉打算用鴆毒害李世民，邀請他到宮中夜宴，李世民回來後心中暴痛，吐血數升，由淮安王李神通狼狽地扶回西宮。《資治通鑑》也記載，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飲酒而鴆之，李世民吐血好幾升。李淵到西宮探視，吩咐李建成：「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意思是秦王本來就不會喝酒，以後不許再夜裡找他喝酒。
如果完全依照史書的敘述，這個反應很值得注意。兩個兒子的衝突已經嚴重到疑似有人要下毒，李淵卻像在處理一場家庭中的聚餐糾紛，要求兄長以後別再叫弟弟喝酒。贊贊小屋讀到這裡的想法是，李淵似乎仍然把它當成一個可以靠父親出面調解的家庭問題，而不是一件需要用政治或司法手段處理的重大事件。
不過這裡必須謹慎。史書記載有人試圖下毒，不等於今天可以獨立證實李建成確實下毒。這件事發生在政治鬥爭已經相當激烈的時期，對李建成極為不利的記載，出自後來由李世民勝出的時代，也沒有留下毒物或醫學上的證據。李淵究竟有沒有認定這是一次謀殺，史書也沒有交代他如何查證。所以不能直接說李淵明知李建成要殺弟弟，卻故意放任。
從事件的順序來看，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淵接下來做了什麼。同樣在這段記載裡，他探視李世民之後，並沒有追究李建成，而是立刻提出另一個方案：讓李世民離開長安去洛陽。《資治通鑑》把鴆酒和洛陽方案緊接著寫，說明這兩件事很可能在同一個脈絡裡。換句話說，李淵可能是想用調整政治空間的方式，去解決家庭勸誡已經化解不了的矛盾。這種推論比直接指責他縱容兒子相殘，更貼近史料能支撐的範圍。
要補充的是，《舊唐書》與《資治通鑑》對這幾件事的時間次序並不完全相同。《資治通鑑》把鴆酒、洛陽方案放在武德九年六月的敘述中，作為玄武門之變前夕的背景，《舊唐書》則沒有標出確切年月。所以鴆酒與洛陽方案的先後，只能依兩部書共同的敘事順序來理解，無法精確到某月某日。
贊贊小屋留下的問題是：當兄弟之間的衝突可能已經涉及生命安全時，用父親的身分出面勸一句，還能有效嗎？如果李淵當時選擇公開處置，可能會把家庭矛盾變成政治案件，兩個兒子都未必會接受；但沒有任何處置，也等於讓問題繼續留在原地。
五、李淵為何要讓李世民移居洛陽，最後又取消？
據《資治通鑑》記載，李淵因李建成與李世民難以相容，打算讓李世民移居洛陽，但計畫最終受到李建成、李元吉反對而取消。
吐血事件之後，李淵向李世民說出了他的想法。《資治通鑑》記載他的話：首先建立大功、平定天下的都是你，我本來想立你為繼承人，你堅決推辭；而且李建成年紀較大，當太子已經很久，我不忍心奪走。看你們兄弟好像不能相容，同在京城一定會發生爭執，所以讓你回到行台，住在洛陽，陝州以東的地方都由你主管，還可以建天子的旌旗，像漢朝梁孝王的故事一樣。
這個方案本身就包含了幾層意思。李淵要把兄弟分開，也要保障李世民的地位，還想借重他的軍事能力去治理東方，同時避免直接廢掉李建成。這是一個折衷辦法。
接著出現了一個很有畫面感的細節。《資治通鑑》記載，李世民聽了以後「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也就是流著眼淚，說不願意離開父親身邊。《舊唐書》的記載更具體，寫他說：「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說完之後嗚咽，悲傷得難以自持。李淵安慰他說，天下是一家，東西兩都相距很近，想念你的時候就去看你，不必悲傷。
贊贊小屋讀到這裡，印象很深。過去讀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在史書裡總像是沒有表情的人，但在這個場景中，他是哭著求父親。這讓人想到，他和李淵曾一起經歷起兵打天下的許多危險時刻，父子之間應該有很深的感情。當然，這個畫面也有另一層可能。《資治通鑑》同一段稍早記載，秦王府已經派張亮等人帶著一千多人前往洛陽，暗中結交山東豪傑，準備局勢有變的時候用得上。所以李世民和洛陽的關係並不單純，哭泣的場景能讓人物更立體，但不能證明他和父親有多親近，也不能確定他拒絕洛陽的真正原因。
這個方案最後沒有成功。據史書記載，李建成與李元吉聽說之後商量：如果李世民到了洛陽，有了土地和軍隊，就不好再控制；不如把他留在長安，那就只是一個普通人，要處理他很容易。於是他們安排人上密奏，說秦王左右的人聽說要去洛陽都很高興，看起來不打算再回來了，又派李淵身邊親近的人去陳說利害。李淵的想法就改變了，洛陽方案中止。要注意的是，《舊唐書》與《資治通鑑》都說這是李建成與李元吉共同謀劃，不是只有李元吉一個人。
這件事最值得討論的，是它是否真能避免玄武門之變。如果李世民已經遠在洛陽，就不能在626年六月那樣，埋伏在長安宮城的玄武門殺害李建成，原本形式的政變很可能不會發生。但是繼承衝突不一定消失。李世民掌握洛陽和陝州以東，反而可能擁有更完整的土地、軍隊與支持者，長安的太子與洛陽的秦王，也許會演變成兩個政治中心的競爭。這是推論，不是必然的結果，卻能看出李淵的兩難：把李世民留在長安，兄弟可能繼續衝突；讓他離開，又可能把宮廷裡的矛盾變成更大的政治對抗。
六、李元吉建議殺李世民，李淵為何以軍功與罪證拒絕？
李淵拒絕李元吉的提議，理由是李世民有平定天下的功勞，罪狀還沒有顯現，沒有可以處死他的說法。
洛陽方案取消以後，兩邊的關係更加緊張。《資治通鑑》記載，李建成、李元吉與後宮妃嬪日夜在李淵面前說李世民的壞話，李淵相信了，準備治李世民的罪。陳叔達勸諫說，秦王對天下有大功，不能罷黜，而且他性格剛烈，如果受到挫折，恐怕會憂憤成疾，萬一出事，陛下後悔也來不及，李淵才作罷。
接著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李元吉私下向李淵請求殺掉李世民。根據《資治通鑑》，李淵回答：「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意思是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勞，罪狀還沒有顯現，用什麼理由殺他？李元吉反駁說，秦王平定洛陽後遲疑不回，散發錢帛來樹立私人恩惠，又違反命令，這不是謀反是什麼？只要快點殺掉，何必擔心沒有理由。史書說，李淵沒有回應。《舊唐書》〈巢王元吉傳〉也有相近的記載。
贊贊小屋注意到，李淵的回答不是「他是你的哥哥」，而是強調功勞和罪證。這個說法很值得玩味。如果只是從家庭倫理出發，一個父親直接說「不能殺自己的兄弟」，是很自然的拒絕。他用功勞和罪證來回答，則像是在用皇帝的身分說話：處死一位有功的皇子，必須有正當的理由。
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是李淵在保護自己的兒子；另一種是李淵堅持，皇帝處置臣下不能只憑另一個皇子的要求。兩者也不互相排斥，他的回答可能同時包含了這兩種考量。值得注意的是，他說的是「罪狀未著」，也就是還沒有明確的罪狀，並不是說無論如何都不能殺。
不過，史書中的這些對話，不能當成可以逐字驗證的錄音，它們是後來的史家根據記載整理的內容。更重要的是，拒絕處死一位皇子，並不等於解決了皇子之間長期累積的權力衝突。李淵守住了不能殺李世民的底線，卻沒有找到辦法，讓三個兒子的權力、地位與皇位繼承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安排。從父親、從皇帝的角度來說，他的每一次決定也許都有道理，但是這些決定加起來，卻沒有形成穩定的秩序。
七、玄武門之變後，李淵為何退位？與李世民如何相處？
李淵退位，是玄武門之變後權力迅速轉移的結果：李世民先取得政務處理權，八月李淵下詔傳位，退居太上皇，直到貞觀九年去世。
626年的情勢，在李淵看來還不到最後。據《舊唐書》，突厥進犯邊境，李建成推薦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統率北征大軍，並且把秦王府的尉遲敬德、秦叔寶等驍將一起調到李元吉麾下，《資治通鑑》記載李淵同意了這項安排。史書記載，秦王府的人得到密報，說建成準備借餞行的機會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僚屬勸說下，終於決定先下手。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淵密奏，指控李建成、李元吉淫亂後宮，並說他們想殺自己。李淵看了以後大吃一驚，回答：「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意思是明天要審問，你早點來。
六月四日，李淵已經召集裴寂、蕭瑀、陳叔達等人，打算查辦這件事。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臨湖殿，察覺情況不對，想回東宮，李世民在後面呼喚，最後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殺，李元吉被尉遲敬德所殺。東宮與齊王府的精兵隨後攻打玄武門，雙方交戰，直到尉遲敬德拿著建成、元吉的首級給他們看，才潰散。
這時李淵在做什麼？《資治通鑑》記載，他正在海池泛舟。尉遲敬德全身披甲、手持長矛來到他面前，李淵大驚，問今日作亂的人是誰，敬德回答，秦王因為太子與齊王作亂，舉兵誅殺他們，擔心驚動陛下，派臣前來保護。李淵問裴寂等人怎麼辦，蕭瑀、陳叔達回答，建成與元吉本來沒有參與起兵的謀劃，又沒有功勞，嫉妒秦王功高望重，現在秦王已經討平他們，如果立秦王為太子、把國務交給他，就沒有事了。李淵說：「善！此吾之夙心也。」並且依照敬德的請求，下手敕讓各軍都接受秦王的處置。
之後李淵召見李世民，安慰他說，近來自己幾乎有「投杼之惑」，這句話出自曾參的母親聽到幾個人都說曾參殺人，也動搖地丟下織布梭的典故，大意是自己也差點對親人起了疑心。《舊唐書》記載，李世民聽了哀號了很久。事變當天，李建成與李元吉的兒子也都被處死，並且除去皇室屬籍。六月七日，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下令軍國大小事都交給太子處決。
這裡要區分兩個時間。事變後李世民取得政務處理權，正式的皇位交接則在同年八月。《舊唐書》記載，八月癸亥，李淵下詔傳位給皇太子，自己尊為太上皇，遷居弘義宮，並改名太安宮；李世民則在東宮顯德殿即位。換句話說，李淵退位並不是在事變當天，但在事變後，他的實際政治空間已經大幅縮小。至於尉遲敬德是不是有直接逼迫李淵的意圖，李淵是否還有抵抗能力，史書上能確認的程度並不一樣，不能單憑「傳位」兩個字，就認定整個過程沒有任何壓力。
退位之後，李淵還活了將近九年。《舊唐書》記載，他在貞觀年間的一次宴會上看到突厥可汗起舞、南越酋長吟詩，高興地說「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李世民則向父親敬酒，把平定天下的功勞歸於父親的教導與謀畫，史書說李淵非常高興，群臣高呼萬歲，宴會到深夜才結束。貞觀八年，李淵還親自到城西觀看軍隊校閱。貞觀九年五月，李淵在太安宮去世，享年七十歲。
這樣的結局應該怎麼理解？學者朱振宏在〈「玄武門事變」後李淵、李世民關係變化〉一文中，主張兩人事變後雖然表面和解，卻直到李淵去世，彼此的嫌隙都沒有消除。這是學者提出的解釋，需要逐條檢查所依據的材料，不能直接當成已被所有研究者接受的定論。另一方面，史書記載的父子宴飲，也可能帶有展現孝道與政權正當性的作用。所以有史料記載的是父子確實一起宴飲、敬酒，並參加典禮；沒有辦法確認的，是兩個人心裡是否真的放下了這場事變。
贊贊小屋讀到這裡的感想是，李淵晚年仍然保有太上皇的身分，沒有被處死，還看到兒子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從王朝延續的角度來看，政權最後交到治理成績突出的李世民手上。不過這個交接是以李建成、李元吉及他們多名兒子的死亡為代價，不能因為李淵保全了性命，就淡化事變造成的傷亡。從父親的角度，他失去了兩個兒子，也失去皇位，這道傷口不會因為晚年的宴會就消失。如果當年沒有這場事變，唐朝是否也能在李淵手下繼續穩定發展？這只是一個假設，不能寫成必然，但是它提醒我們，玄武門之變對一位開國皇帝而言，並不是單純的好結果或壞結果。
李淵的選擇，是父親的兩難，也是皇帝的責任
若問玄武門之變的原因，李淵每一次決策放在當時的處境來看，似乎都有道理：他要維持唐朝的繼承制度，也要承認李世民的軍功，還想保全自己的兒子。可是個別的決定合理，不代表累積起來就能形成穩定的制度，這七次選擇合在一起，並沒有成為一套三個兒子都能接受的安排。
後世的史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舊唐書》高祖本紀的史臣評論，稱李淵「優柔失斷」，認為這讓讒言得以流行，最終發生兄弟相爭。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則說，立嫡長子本來是合乎禮制的，但高祖能擁有天下全靠太宗之功，太子與秦王勢必不能相容，如果高祖有周文王的明智、隱太子有泰伯的賢德、太宗有子臧的節操，這場亂事就不會發生。這是宋代儒家政治倫理下的評價，不是626年當事人的證詞。兩段評論對責任歸屬各有不同側重：前者點出李淵在決斷上的不足，後者則把責任分給三位當事人。
贊贊小屋的理解是，不必急著用「優柔寡斷」或「失敗的父親」來概括李淵。他有能力整合隋末各方勢力，建立唐朝，卻在開國以後，沒能讓兒子的權力、地位與皇位繼承形成同樣穩定的制度。從父親的角度，他希望保全每一個兒子；從皇帝的角度，他又要維持朝廷秩序，兩個目標並不容易同時達成。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以及他們各自身邊的人，也都做了自己的選擇，李淵並不是玄武門之變唯一的責任人。
玄武門之變是一個影響深遠的事件，也是一個無法回頭的結果。看完李淵的七次決策，贊贊小屋最想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同時是父親和皇帝，他究竟該用哪一種身分，去面對自己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