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是誰？他是唐朝的開國皇帝唐高祖，出身關隴貴族，既有雀屏中選的傳奇，也有軍事、外交與制度上的具體作為。贊贊小屋依《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與《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記載，從隋末大亂、早年戰績、晉陽起兵、霍邑之戰、建唐到武德政績逐一檢視，看唐高祖的歷史評價從何而來。
一、隋朝末年為何大亂？李淵具有什麼開國條件？
隋文帝在589年統一南北，可是到了隋煬帝統治後期，天下已經陷入大規模動亂。隋煬帝多次發動對高句麗的戰爭，造成龐大的徵兵與運輸負擔；大運河與宮殿等大型工程，又加重人民的徭役；各地叛亂接連出現，隋煬帝長期停留在江都，中央對關中與北方的控制也逐漸鬆動。不過，把隋朝滅亡完全歸因於「隋煬帝荒淫無道」會過於簡化，軍事失利、財政負擔、社會動亂與中央失去控制能力，是要放在一起看的因素。
李淵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起兵的。他生於566年，祖父李虎是西魏重要的軍事貴族，父親李昞承襲唐國公爵位，李淵自己七歲就繼承了這個爵位。《舊唐書》說他「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眾」，是一位善於與不同背景的人往來的人物。他和隋朝皇室還有親戚關係：隋文帝的皇后獨孤氏是李淵母親的姊妹，所以李淵與隋煬帝是姨表兄弟，《新唐書》也記載隋文帝因這層關係對李淵相當親近。
這樣的出身，讓李淵在起兵之前，已經擔任過刺史、郡守、衛尉少卿與太原留守等官職。學者毛漢光在〈李淵崛起之分析〉裡指出，李淵先前擔任弘化留守、岐州刺史等職務，與關隴集團的政治和軍事網路關係密切，所以進入關中時，有機會得到當地勢力的支持。換句話說，貴族背景帶給他的不只是爵位，還有任官資歷與人脈。
贊贊小屋讀到這裡，很容易想到另一種開國皇帝的起點。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困，是在元末的起義與一場場艱難戰役中逐漸壯大；李淵則是隋朝的貴族與地方官，反抗的是自己原本任職的政權，這一點倒讓人想起曹操本來也是在漢朝當官。兩人的起點不同，不過貴族背景只是有利條件，不能直接當成成功的原因。隋末群雄之中，不少人同樣出身貴族或原本就在隋朝做官，李淵並不是唯一有背景、有軍隊的人，真正值得看的是他在局勢中做了哪些不同的選擇。
另外，《新唐書》〈高祖本紀〉開頭還有一句帝王異相的記載：「仁公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意思是李淵身上有三個乳頭。副乳頭是人體可能出現的先天差異，並不能證明他有什麼特殊能力。不過在傳統史書裡，帝王常被賦予特殊的容貌、神異的徵兆或夢兆，這類敘述往往有強化帝王非凡身分與政治正統性的作用，李淵的「體有三乳」可以當作理解這種寫法的一個例子，而不是他能開國的理由。
二、雀屏中選：李淵如何娶得竇氏？
贊贊小屋原本只知道「雀屏中選」這句成語，卻從來不知道它的典故出自李淵。這個故事見於《舊唐書》〈后妃列傳〉，後來《新唐書》也有記載：竇氏的父親竇毅替女兒挑選夫婿，在屏風上畫了兩隻孔雀，讓求婚的人各射兩箭，能射中孔雀眼睛的，就可以娶他的女兒。李淵最後射中了目標，娶得竇氏。教育部《成語典》也收錄了這個出處。
如果只是射中孔雀，這個故事確實有些單薄。比較值得追問的，是李淵的妻子竇氏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她的父親竇毅在北周官至上柱國，母親襄陽長公主是北周武帝的姊姊，所以這場婚姻是兩個北朝貴族家庭的結合，反映出當時婚姻重視家族關係、個人才幹與門第。竇毅設計射屏選婿，《舊唐書》記載他認為女兒才貌出眾，不可隨便許人，要替她找一位賢夫；《新唐書》則說她「識不凡」。
史書記載中，竇氏也不只是「李淵的妻子」。《舊唐書》說她幼年被北周武帝養在宮中，當時武帝娶突厥女為皇后卻不受寵愛，年紀尚小的竇氏私下對舅舅進言，說四邊未靖、突厥仍強，希望他抑制個人感情、撫慰皇后，以百姓為念，武帝深表採納。這類幼年早慧的故事，可能經過後世史官的理想化，比較適合當成史書如何描寫她，而不是完全獨立查證的事實。
更能看出她政治判斷的，是勸李淵獻馬這件事。李淵擔任扶風太守時有幾匹良馬，竇氏知道隋煬帝喜歡鷹和馬，提醒李淵把馬進獻給皇帝，否則會替自己招來禍累。李淵沒有立刻採納，後來果然因此受到責備。竇氏去世之後，李淵回想起她的話，開始進獻鷹犬，因此受到提拔，還對兒子們感嘆，如果早聽竇氏的話，就能更早得到官職。這段記載也讓人物關係顯得立體：竇氏有判斷，李淵也不是每次都立刻聽從。
不過這裡有一個年代要分清楚。竇氏在大業年間去世於涿郡，學者推算約在613年，李淵直到617年才在晉陽起兵，所以不能把竇氏寫成在唐朝開國戰爭中親自協助李淵。婚姻帶來的實際影響，要從她的娘家人脈來看。《舊唐書》保存了竇威、竇軌、竇琮、竇抗等竇氏親族的事蹟：竇威熟悉前代制度，李淵進入關中後召他入大丞相府，參與建立朝章禮儀，也參與禪讓時的文書；竇軌在李淵起兵後聚集一千多人迎見李淵，奉命掠地渭南，先攻下永豐倉，收編兵力到五千人，之後參與攻克長安；竇琮在李淵準備起兵時參與籌畫，也參加了霍邑之戰；竇抗與李淵少年相識，楊玄感作亂時曾提醒李淵「李氏有名圖籙」，李淵當場斥為妄言，他在李淵攻占長安後才歸附，後來參與討伐薛舉勢力與王世充。
這些人加入的時間與方式各不相同，也不能因為同姓竇，就把他們的功勞全部歸給這場婚姻，更不能說他們都是受竇氏安排才投靠李淵。比較穩妥的說法是，李淵透過婚姻連結到一個北朝貴族的人脈網路，而這個網路中確實有人在唐朝建立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三、李淵有什麼軍事能力？早年戰績與對突厥戰術
李淵不是只坐在後方的文職貴族，《新唐書》記載了他親自作戰的事蹟。大業十一年，也就是615年，李淵擔任山西河東慰撫大使，負責地方平亂，在龍門一帶與叛軍交戰。史書說他在戰鬥中射箭七十發，全部命中，最後擊退敵軍。這個記載一方面說明李淵曾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另一方面也帶有突顯帝王武藝的意味，「七十發全中」是史書的說法，不適合當成已經由獨立材料驗證的射擊統計。除此之外，史書還記載他擊敗絳州的柴保昌、收降數萬人（《新唐書》沒有寫明年份），並在617年擊敗甄翟兒的部隊，這些都是在建唐之前累積的軍事經驗。
更能說明戰術的，是他與突厥的對抗。《新唐書》記載，突厥入侵邊境，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迎戰，可是隋軍人數太少，無法直接正面對抗突厥騎兵。他的作法，《新唐書》記載是：「高祖選精騎二千為游軍，居處飯食隨水草如突厥。」也就是挑出兩千名精銳騎兵，讓他們模仿突厥人的生活與行軍方式，像突厥騎兵一樣逐水草而居、在草原上騎射。
李淵又另外安排擅長射箭的士兵埋伏。突厥看到這支軍隊的行動方式與自己的騎兵相似，對敵情產生疑惑，不敢貿然進攻，李淵趁機出擊，使突厥部隊敗退。這個戰例並不是單靠勇猛：李淵先理解對手的優勢在於機動，再決定模仿對方的行動方式，配合伏兵取得戰果。和雀屏中選凸顯的射箭技能對照，對突厥的戰役顯示他能把騎射能力運用到實際的軍事指揮。
四、晉陽起兵與霍邑之戰：李淵如何運用外交與軍事策略？
晉陽起兵：誰最先提議？
617年，李淵在太原正式走向反隋，史書對於「誰最先提出起兵」的敘述並不一致。《舊唐書》〈高祖本紀〉寫道：「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按照這個敘述，是李世民與劉文靜率先策劃，勸說李淵起兵。可是同一篇本紀也記載了大將軍府的設立、李世民與劉文靜等人募兵、派劉文靜出使突厥，以及任命李建成、李世民分統左右軍的具體行動。《資治通鑑》則記載劉文靜、裴寂等人先後參與謀畫與勸說，也保留李淵如何藉著應對劉武周的叛亂，取得召集軍隊的理由。
另一邊，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是參與起兵集團的人留下的早期記錄，書中把李淵放在整體籌畫者的位置，說他早已考慮取代隋朝，並安排李建成在河東聯絡人才、李世民在晉陽結交豪傑。不過這部書本身具有歌頌唐朝開國者的立場，部分對話與天命敘事可能經過修飾，成書時間也有學者討論，不能因為它較早就認定一定正確；而《舊唐書》成書較晚，也不能就把其中突出李世民的記載全部視為改寫。各部史書的編纂背景與差異，可以參考唐朝歷史書推薦。
所以比較穩妥的結論是：誰最早提出反隋，不同史書的敘述重心不同，仍有研究空間；但李淵作為太原留守與後來大將軍府的首領，是晉陽起兵集團的最高領導者，這一點有充分的史料支持。
向突厥借兵：外交換來具體支援
起兵之後，北方的突厥是李淵必須先處理的威脅。《舊唐書》記載，617年李淵派劉文靜出使突厥，向始畢可汗尋求支援，後來突厥派康鞘利率領500名兵士與2,000匹馬，與劉文靜會合。這表示李淵的外交換到的是實際的資源，而不是只有往來書信。
《資治通鑑》還保留了談判中的一項矛盾：始畢可汗回信說，如果李淵自己當天子，突厥願意出兵相助，李淵當時卻仍打著尊隋的名義。裴寂等人於是建議先尊煬帝為太上皇、另立代王，李淵自己說這是「掩耳盜鐘」，但在時勢所逼下接受，並派人把這項安排告知突厥，既維持起兵的名義，也繼續爭取突厥的支持，實際擁立楊侑，則要到攻入長安之後。這讓李淵同時面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對內要說明自己為何反抗隋朝，對外則要爭取突厥的軍事援助。不過《資治通鑑》保存的談判對話，不代表可以逐字還原617年的外交現場，而李淵對突厥採取的是臣屬還是結盟的姿態，研究者的解讀也不完全相同，不能只憑突厥提供馬匹，就斷言李淵正式臣服突厥。
霍邑之戰：進退之間的決策
617年八月，李淵從太原向關中進軍，隋將宋老生率軍據守霍邑。偏偏此時連日大雨，行軍困難，糧食也不足，又傳言突厥與劉武周要趁虛襲擊太原，裴寂等人主張回師。《舊唐書》記載李淵一度下令回師，李世民切諫；《大唐創業起居注》則記載李淵召集將領與李建成、李世民討論，兩個兒子共同分析局勢，認為撤退會動搖軍心，宋老生有勇無謀，可以擊敗，李淵最後接受繼續進軍的主張。兩書的描述不同，但都顯示這是一個面臨風險的決策。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把宋老生引出城。若宋老生固守霍邑，唐軍就要打攻城戰，而這支軍隊的目標是迅速進入關中，不適合被困在一座城下。根據《大唐創業起居注》的記載，李淵先派兩個兒子各帶數十騎逼近城池觀察地形，再把自己所率的人馬分成十幾隊，在城外擺出準備安營攻城的姿態，宋老生因此出城迎戰。《資治通鑑》則記載李淵與李建成在城東列陣，李世民在城南列陣。
戰鬥中，李淵安排李建成率左軍、李世民率右軍，準備控制城門方向、截斷退路，同時命軍隊稍微後退，讓宋老生以為唐軍怯戰，進一步離開城池。《資治通鑑》寫到李世民與段志玄率軍衝擊宋老生軍陣後方，使唐軍士氣重新振作；《大唐創業起居注》還記載李淵下令傳播宋老生已被斬殺的消息，隋軍因此混亂，退回城門時發現城門已被唐軍控制。宋老生最後在試圖返回城內時被殺，《資治通鑑》記載是劉弘基所斬，《大唐創業起居注》則記為軍頭盧君諤所部，霍邑被攻克。
這場戰役不能寫成李淵獨自設計全部戰術，也不能寫成李世民一個人打贏。比較合理的看法是，李淵是最高統帥，承擔進軍與作戰的決策；李建成指揮左軍參與戰場部署；李世民負責機動衝擊。李淵不需要把所有戰功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安排任務、讓部下執行，這本身就是統帥的能力。
戰後的處理也值得一提。《資治通鑑》記載，有軍吏懷疑應募從軍的奴隸不該與良人同賞，李淵說戰場上不分貴賤，論功不應有等差，一律依原本戰功授官。這讓李淵的能力從戰場指揮，延伸到凝聚人心與管理軍隊。
五、李淵如何建立唐朝？擁立隋恭帝再接受禪讓
打下霍邑之後，唐軍繼續進軍，617年攻入長安。李淵進入長安後並沒有立刻稱帝，而是擁立代王楊侑為皇帝，也就是隋恭帝，尊隋煬帝為太上皇，自己以唐王、大丞相的身分掌握政權。直到618年，李淵才接受隋恭帝的禪讓，即皇帝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
這種先控制中央政權、再取得皇帝名義的作法，顯示李淵集團不只是依靠軍事征服。李淵本來就出身隋朝，與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情況不同，如果直接稱帝，名義上比較難服人；先擁立隋朝皇帝，再用禪讓完成王朝更替，就能把政權交替包裝成一套當時認可的政治程序。竇威熟悉前代典章制度，在這個過程中參與禮儀與禪讓的文書，也是新政權需要補足的一環。
不過所謂禪讓，是在軍事控制之下完成的，不能理解成隋朝自由選擇把政權交給李淵。而且李淵在618年稱帝時，天下並沒有統一。隋末群雄之中，李密與瓦崗軍、薛舉與薛仁杲、王世充、竇建德、劉武周、蕭銑、李軌、梁師都等勢力各據一方，唐朝經過多年征戰，才逐步控制主要地區：薛仁杲在618年被李世民擊敗，王世充與竇建德在621年被擊敗，蕭銑在同年被李孝恭、李靖等部擊敗，梁師都政權則要到628年唐太宗即位之後才被消滅。
所以唐朝的統一，是一段跨越高祖、太宗兩朝的歷程。李淵建立政權之後，軍事能力主要表現在任命將領、決定戰略與整合各路軍隊，李世民、李建成、李孝恭與李靖等人，都各自承擔過重要戰事，這些戰功不能全部算成李淵親自打贏，但他作為皇帝與最高決策者，如何任用這些人，同樣屬於開國能力的一部分。
六、武德之治：李淵當皇帝八年留下哪些政績？
說到唐朝的政績，一般人最先想到的是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可是李淵從618年即位，到626年退位為太上皇，在位約八年，年號武德，這段時間也留下了土地賦役、法律與貨幣三方面的具體成果。
第一項是均田與租庸調。《舊唐書》〈食貨志〉記載，武德七年，也就是624年，朝廷定下律令，並詳細規定土地授予與賦役。丁男與中男授田一頃，也就是一百畝，其中十分之二是世業田，其餘是口分田；賦役方面，租是每丁每年繳納粟二石，調是依地方物產繳納綾、絹、絁等，每年服役二十日，不服役的可以按日折繳絹布三尺，此外還有依災害損失程度減免租、調或課役的規定。這套制度承接北魏以來均田與賦役制度的發展，並不是李淵憑空創造，但在王朝建立之初重新整理土地與賦役規則，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要注意的是，史書記載確立了制度，並不代表當時各地都已經能完全落實，許多地區剛結束戰爭，農民也不可能立刻都領到規定的土地。
第二項是法律。《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武德七年四月，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法律的整理其實更早就開始，618年廢除隋煬帝時的大業律令、頒行新格，據〈刑法志〉記載，朝廷命劉文靜等人依隋開皇律令增損修訂，並制定五十三條格；其後又命裴寂、蕭瑀等人撰定律令，大致以開皇律為準。至於武德七年的月份，〈高祖本紀〉記載四月頒行，同書〈刑法志〉則記載五月奏上，兩處月份不同。所以618年的新格與624年的新律令是兩個不同的時間點。比較準確的說法，是李淵統治時期組織修訂並頒行了唐初律令，而這套法律制度後來在唐太宗與唐高宗時期持續發展，並不是到了唐太宗之後才突然出現。
第三項是貨幣。武德四年七月，也就是621年，唐朝廢止五銖錢，改行開元通寶。《舊唐書》〈食貨志〉不只記錄日期，還記載錢幣直徑八分、十枚合重一兩，並在洛州、并州、幽州、益州等地設置錢監；另有記載說，開元通寶的錢文由給事中歐陽詢撰詞並書寫，當時人稱讚其工整。很多人熟悉唐玄宗的開元盛世，容易以為開元通寶是玄宗年間才有的錢幣，但它其實始於李淵統治時期，並不是因為玄宗的年號而命名，而且這項貨幣制度延續了很長的時間。
這三項政績的共同點，是都屬於朝廷政策，能說明武德朝廷已經開始建立新王朝的土地賦役、法律秩序與貨幣制度，但不能直接推論所有細節都由李淵個人提出與設計。
李淵的開國功勞，不能只從唐太宗的成就理解
唐太宗李世民太有名了，名氣大到讓李淵很容易只剩下「唐太宗的父親」這個身分。贊贊小屋一路讀下來，最大的感受是：李淵的開國能力，並不是只有出身好、運氣好，也不是只靠兒子。他有貴族背景與任官資歷，也親自帶兵打過龍門與突厥的戰事；晉陽起兵時，他是最高領導者，用外交換來突厥的兵與馬；霍邑之戰面對退與進的抉擇，他安排任務、讓兒子與部將執行，戰後還依戰功賞賜；稱帝之前，他用擁立楊侑與禪讓的程序，替改朝換代鋪出一條說得通的路；稱帝之後，武德年間又留下均田、租庸調、律令與開元通寶。
不過這些評價也要分開看。史書對誰首先提議起兵、霍邑之戰的細節與功勞分配，敘述並不完全相同；制度的記載也不等於各地都已經落實。因此說李淵有具體的軍事能力、政治手腕與建國成果，是有史料支持的，但不必因此反過來認定他的功勞是被後世刻意掩蓋。
對李淵的歷史評價，至少可以分成三個面向：他建立唐朝時的決策、他在武德年間的統治，以及他處理皇位繼承衝突的方式。前兩個面向，已經能從具體事蹟看出他並不只是被兒子光芒蓋住的人。第三個面向牽涉到兒子之間的權力安排與繼承制度，評價也更為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