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門下省:唐代中央三省之一,負責審議政令、審核詔敕與向皇帝諫諍,詔書內容不妥時,給事中可以塗改退回,這項職權稱為封駁。本文先說明門下省的職責、官員與三省分工,再透過李乂、夏侯銛、趙奉璋、楊國忠與袁高的史料故事,看皇帝的詔書被退回時,朝廷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唐朝門下省是什麼?負責審核皇帝詔令的中央機關
唐朝門下省是中央三省之一,主要負責審議政令、審核詔敕,以及向皇帝提出諫諍。中書省草擬的詔令,如果內容或程序有不妥之處,門下省可以提出駁正,甚至封還要求重新處理,這項職權稱為封駁。也就是說,在唐朝的制度設計裡,皇帝說出口的決定,並不是一字不改就直接送到全國執行,中間還有一道專門負責挑錯的關卡。
唐朝門下省的主要職責
門下省的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審核文書:中書省以皇帝名義起草的制書、敕書,以及各部門呈報上來、需要皇帝裁可的奏抄,都要經過門下省官員閱讀、簽署,確認沒有問題才往下發出。第二類是諫諍:唐代門下省陸續設有左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左補闕、左拾遺等諫官,負責對皇帝的言行與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第三類是侍從與禮儀方面的事務,例如門下省的長官侍中隨侍皇帝左右,參與朝會與重要典禮。
在這三類工作中,最能代表門下省的,是第一類的詔令審核。皇帝的命令為什麼還需要審核?原因其實很實際。皇帝一個人每天要面對大量政務,有些決定是在情緒下做出,有些是受到親戚或寵臣請託,有些則是文書在起草時本身就有錯字、數字錯誤或與法令衝突。如果所有命令一經皇帝點頭就立刻生效,這些錯誤就會直接變成國家政策。門下省的存在,就是在命令正式施行之前,再多一個機會把錯誤攔下來。
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有什麼不同?
唐朝的中央政府以三省為核心。一般教科書的說法是:中書省負責草擬詔令,門下省負責審核駁正,尚書省負責行政執行。尚書省底下設有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分管官員任免、戶籍財政、禮儀科舉、軍政、刑法與工程,這就是常聽到的「三省六部制」。
這個「起草、審核、執行」的分工,是便於理解的制度概括,而不是唐朝兩百多年間每一份公文都遵循的唯一流程。不同時期的公文種類、官署名稱與宰相議政方式都有變化,有時同一位大臣同時兼任不同機構的職務,也有不少文書會依照性質走不同的程序。讀者可以把三省分工當成理解唐朝中央政府的地圖,但不要把它當成一張從頭到尾都不會改變的流程圖。
門下省與現代監察制度有什麼差別?
贊贊小屋最初讀到門下省「可以駁回皇帝詔書」時,第一個聯想到的是現代的監察院,心裡想著:原來唐朝也有監察院?但進一步查了史料之後才發現,這個類比需要修正。
唐朝其實同時存在兩種不同方向的監督機制。門下省主要審核的是「政令」,也就是皇帝與中書省發出的命令內容與程序是否妥當;另一個機構御史臺,負責的則是監察「官員」,彈劾百官的違法失職。前者處理的是決策本身,後者處理的是執行決策的人。
現代的監察院,職權重點在於彈劾、糾舉與審計官員和機關,比較接近唐朝御史臺的功能;而門下省這種在命令發出前先行審核、甚至把文書退回的做法,在現代政府中並沒有完全對應的機關。因此,與其把門下省直接稱為「唐朝的監察院」,不如說它是唐朝中央決策流程裡負責把關的審核機關。
二、唐朝門下省有哪些官員?封駁詔書如何運作?
唐朝門下省的主要官員,包括長官侍中、副長官門下侍郎,以及負責審核文書的給事中,另外還有諫議大夫等諫官;其中給事中負責駁正違失,是最能直接展示封駁制度的人物。
侍中、門下侍郎與給事中的職責
門下省的長官是侍中,在唐朝前期通常設兩員,負責統領門下省的事務,同時也是當時的宰相之一,可以參與朝廷最高層級的政務討論。侍中的副手是門下侍郎(《唐六典》寫作黃門侍郎),同樣設兩員,協助長官審核政令,地位也相當重要,經常由皇帝加上宰相頭銜參與議政。
再往下一層是給事中。給事中設四員,品級不算最高,卻是實際處理文書審核的關鍵職務。依照《唐六典》的記載,百官的奏抄送到門下省,要由侍中審定,給事中負責先行閱讀並在上面署名,目的是「駁正違失」。《新唐書》〈百官志〉進一步說明,皇帝的詔敕如果有不便施行的地方,給事中可以直接在文書上塗改,再奏還皇帝,這種做法稱為「塗歸」。
除了這三種職務,門下省還有負責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郎、掌管典籍的弘文館,以及前面提到的諫官。也就是說,門下省同時擁有審核文書與提出諫言兩條管道,一條處理「這份文件能不能發出去」,另一條處理「皇帝這樣做對不對」。
什麼是封駁?皇帝的詔書如何被退回?
「封駁」可以拆成兩個字來理解。「封」是指把詔書封起來退還,不讓它繼續往下傳;「駁」是指提出駁正的理由,說明這份命令哪裡有問題。實際操作上,封駁可以表現為幾種不同的形式:在文書上直接塗改後奏還、扣住詔書不讓它下達、另外上奏說明反對理由,或者要求把爭議交給主管機關重新討論。
唐憲宗時期的給事中李藩,留下了一個很能說明封駁文書形式的記載。他遇到不適當的制敕,直接在黃色的詔敕紙背面寫下批駁意見;底下的官吏建議他另外附一張白紙書寫,李藩卻認為那樣就變成普通的公文往來,失去了直接批駁詔敕的意義。這個細節讓我們看到,封駁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原則,而是有具體文書動作的行政行為。
不過,封駁並不等於現代具有終局效力的否決權。給事中可以把詔書退回、要求皇帝重新考慮,但最後的決定權仍然在皇帝手上。唐宣宗時期,皇帝想任命楊漢公為同州刺史,給事中連續三次封還制書,皇帝仍然堅持,結果史書記載「制卒行」,任命最後還是施行了。封駁能夠延緩、挑戰皇帝的決定,迫使朝廷重新討論,卻不能保證皇帝一定接受。
封駁、諫諍與宰相執奏的差別
閱讀唐朝君臣衝突的故事時,有三種行為很容易被混為一談,值得先分清楚。
第一種是封駁,指的是門下省官員依照職權審核詔敕,對不當命令提出駁正或封還,核心在於「這份文書不能就這樣發出去」。第二種是諫諍,指的是官員批評皇帝的政策或行為,不一定牽涉到某一份正在審核的詔令,例如勸皇帝不要過度修建宮殿、不要頻繁出外狩獵。第三種是宰相執奏,指的是宰相在議政時,直接向皇帝表示反對,要求改變已經做出的決定。
這三種行為都可能讓皇帝改變主意,但制度意義並不相同。一位大臣勸諫成功,可以證明皇帝願意聽取意見;只有當反對意見是透過門下省的文書審核程序提出,才能用來說明封駁制度本身發揮了作用。
三、門下省是唐太宗建立的嗎?從魏晉到貞觀之治
門下省不是唐太宗李世民創立的。它源於更早的皇帝近侍與諫議制度,到了魏晉時期形成正式官署,隋唐時成為中央三省之一。唐太宗所重視的,是讓官員有機會指出政令錯誤,以及君臣共同討論施政得失。
門下省在唐朝以前就已存在
贊贊小屋原本是從《貞觀政要》開始注意到門下省的。書裡唐太宗反覆要求中書、門下的官員勇於指出錯誤,讀起來很容易讓人以為,門下省是唐太宗和大臣們討論之後,把這套理想制定成制度的結果。但查證之後才知道,門下省的歷史比唐朝早得多。
門下省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的侍中。侍中原本是在皇帝身邊侍從、應對顧問的近臣,因為隨侍在宮門之內,地位逐漸提高。《舊唐書》〈職官志〉記載,門下省是從晉朝開始正式設置的官署;經過南北朝的發展,到了隋朝,門下省與中書省、尚書省並列,成為中央政府的三大機構。隋朝稱門下省長官為納言,唐朝初年沿用,武德三年(620 年)才改稱侍中。
進入唐朝以後,門下省的名稱也幾經變動。唐高宗龍朔二年(662 年)一度改稱東臺,武則天掌權時改稱鸞臺,唐玄宗開元元年(713 年)又改為黃門省,直到開元五年才恢復舊稱。開元初年的官名也跟著改變,這段時期的「黃門侍郎」「黃門監」,指的就是門下侍郎與侍中。
唐太宗與《貞觀政要》的君臣議政原則
既然門下省不是唐太宗創設的,他與門下省的關係,就要從他如何運用這套既有制度來看。《貞觀政要》〈政體第二〉保存了一段很重要的對話。貞觀元年(627 年),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
> 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
意思是,設置中書省與門下省,本來就是為了讓兩者互相防止錯誤。唐太宗接著指出,人的意見本來就會有不同,只要是為了公事,彼此提出反對並沒有關係;怕的是官員為了顧全同僚的面子,明知道命令有問題,也不願意說出來。
到了貞觀三年(629 年),唐太宗又對身邊的侍臣批評當時的情況:
> 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
他的意思是,近來只覺得大家都在迎合皇帝的心意,凡事唯唯諾諾地讓它過去。唐太宗認為,如果中書、門下的官員只是負責簽署詔令、傳遞公文,那麼找一般人來做也可以,何必特別挑選有才能的人擔任?
這兩段話說明了唐太宗心中的理想:門下省不是皇帝命令的蓋章機器,而是要真正發揮把關作用的審核機關。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貞觀政要》並不是唐太宗在位時寫成的書,而是唐代史官吳兢在唐太宗去世數十年後編纂的。我們可以用它來理解唐太宗的政治理念,以及後代史官希望皇帝學習的典範,但不能說唐太宗是讀了這本書才重視門下省,也不能因為書中的理想,就推論貞觀年間每一次君臣爭議都依照完整的封駁程序進行。
政事堂與中書門下:唐朝政治制度如何演變?
唐朝初年,宰相們議論政務的地點稱為政事堂,最初設在門下省。這個安排本身就很有意義:宰相在門下省討論政事,代表審核機關與決策討論緊密結合。弘道元年(683 年)前後,裴炎改任中書令,政事堂也隨之移到中書省;開元十一年(723 年),宰相張說又把政事堂改名為「中書門下」,並在底下設置分管不同政務的辦事機構。
「中書門下」和「門下省」是一樣的嗎?答案是不一樣。「中書門下」是唐玄宗時期以後宰相集體議政及其辦事機構的名稱,而「門下省」是負責審核政令的官署。兩者名稱相近,又都和宰相有關,很容易混淆,但在制度史上是不同的東西。中書門下的出現,代表宰相議政的組織越來越強。
四、姚崇為什麼調走李乂?開元盛世的門下省權力衝突
《舊唐書》《新唐書》記載,李乂在門下省經常駁正政令;開元初年,宰相姚崇透過官職調動,使他離開原本能夠糾駁政令的位置。這不是皇帝與大臣的衝突,而是宰相與審核權之間的衝突。
李乂在門下省如何糾正政令?
李乂是武則天晚期到唐玄宗初年的官員,歷任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黃門侍郎等職務,對監察、起草詔令、選任官員與審核政令都有經驗。
他的作風可以從一件事看出來。唐中宗景龍年間,李乂擔任中書舍人,當時朝廷派官員到江南,用公家的錢贖買即將被捕殺的魚鱉放生。李乂提出反對,認為江南百姓靠捕魚維生,政府花錢收購,不但不能真正停止捕殺,反而可能讓人為了賣錢捕得更多,不如把這筆錢用來減輕百姓的賦役。可見他的反對並不只是道德上的姿態,而是會考慮政策的實際後果。
唐睿宗時期,李乂改任黃門侍郎,遇到不便施行的制敕就加以駁正。《新唐書》還留下一句很生動的話:有受寵的權貴請求官職時,唐睿宗曾說:「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耳!」意思是,並不是朕捨不得給官,而是李乂不會同意。這句話說明,至少在當時,皇帝已經清楚知道,某些人事決定就算自己願意批准,也可能遭到李乂反對。《舊唐書》則總結他的任職表現:「乂在門下,多所駁正」,在門下省期間經常對不妥當的政令提出駁正。
姚崇為什麼把李乂調到紫微省?
唐玄宗即位後,開元元年(713 年)把中書省改稱紫微省,門下省改稱黃門省。當時的宰相姚崇擔任紫微令,也就是中書省的長官;李乂則擔任黃門侍郎,正是審核中書省政令的門下省官員。
《舊唐書》〈李乂傳〉記載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 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乂為紫微侍郎,外托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糾駁之權也。
姚崇推薦李乂改任紫微侍郎。表面上這是推薦賢能,李乂仍然是中央的高級官員;但實際上,他從可以審核政令的門下省,轉到了負責起草政令的中書省,而且成為姚崇的下屬,原本的糾駁職權也就隨之消失。《新唐書》〈李乂傳〉的說法更直接:「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乂明切也」,認為姚崇是忌憚李乂審核政令時明察而嚴厲的作風。
這裡要分清楚兩件事。李乂被調職,是史書記載的事件;姚崇因為忌憚而調走李乂,則是史書作者對姚崇動機的判斷,並不是姚崇本人承認的說法。現存史料也沒有記載李乂究竟駁回過姚崇哪一份文書。
關於事件的時間,兩部唐書只寫「開元初」,《唐會要》卷五十四則記在「開元二年八月」之下,寫作「李乂為黃門侍郎,多所校正」,接著記姚崇推薦他改任紫微侍郎。不過依照兩唐書,李乂在唐睿宗時就已擔任黃門侍郎,所以這個月份較適合當成調職時間的參考,而不是他開始擔任黃門侍郎的時間。
姚崇的做法很巧妙。他沒有宣布廢除門下省的封駁權,也沒有命令李乂以後不准提出反對意見,只是改變了李乂的職位。李乂此後仍受朝廷重用,後來還出任刑部尚書,沒有遭到貶謫。制度沒有被廢除,但最積極執行制度的人,失去了執行的位置。
開元盛世是否仍然允許大臣反對皇帝?
如果因此把姚崇說成一位想要廢除門下省審核的宰相,就太簡單了。同樣在開元二年,《資治通鑑》記載了兩件姚崇與檢校黃門監盧懷慎共同反對皇帝決定的事。
第一件是唐玄宗的兄長申王李成義,請求把王府錄事閻楚珪升任參軍,唐玄宗已經答應。姚崇與盧懷慎卻上奏反對,指出皇帝先前已經規定,王公、駙馬的任官請託不能繞過正式程序,「量材授官,當歸有司」,官員應由主管機關依能力資格任命。最後史書記載「事遂寢」,這項已經得到皇帝同意的任命沒有施行。
第二件是薛王李業的舅舅王仙童侵害百姓,遭到御史彈劾。薛王替舅舅求情,唐玄宗命令紫微、黃門兩省重新審查。姚崇與盧懷慎審查後認為「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唐玄宗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這兩件事說明,開元初年的朝廷仍然有提出異議、改變皇帝決定的空間,而且姚崇本人也會運用中書、門下的審核機制,阻止皇親國戚的不當請託。不過依照前面的區分,這兩件都屬於宰相執奏與兩省覆核,不是給事中正式封還詔書。
把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姚崇與李乂的衝突,更像是宰相與審核官員之間的權力摩擦:審核權依附在特定官職上,只要掌握人事權的人改變官員的位置,審核權的實際力量就會跟著改變。
五、唐玄宗已經同意公主合葬,給事中夏侯銛為何反對?
開元二十一年(733 年),給事中夏侯銛反對唐玄宗已經批准的公主合葬請求。《唐會要》保存了他正式提出的駁議,《新唐書》則記載了原議停止,以及夏侯銛後來遭到貶官的結局。這是一個由給事中依照職責,駁正皇帝已批准命令的完整案例。
定安公主與三段婚姻
故事的主角定安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兒。她一生經歷了三段婚姻,每一段都和唐朝初年的宮廷政治緊密相連。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王同皎。唐中宗復位後,王同皎因為密謀除掉權臣武三思而遭殺害。公主後來再嫁韋濯,韋濯出身唐中宗韋皇后的家族,在韋氏一族失勢時一同被殺。公主最後嫁給博陵崔銑;依《唐會要》的記載,崔銑比公主更早去世。
三段婚姻、兩任丈夫死於政治鬥爭,公主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唐朝宮廷動盪的縮影。而她去世之後,該與哪一位丈夫葬在一起,竟然成了朝廷上的一場爭議。
唐玄宗批准與王同皎合葬
開元二十一年(733 年),定安公主去世,王同皎的兒子、當時身為駙馬的王繇向朝廷提出請求,希望讓公主與自己的父親王同皎合葬。對王家來說,這是讓已經在政治事件中喪命的王同皎,與公主重新在身後團聚。
唐玄宗同意了這個請求。《唐會要》記載的批示只有三個字:「敕旨依。」照常理來說,皇帝已經批准,事情似乎就此定案。
夏侯銛依禮制提出駁議
然而,當時擔任給事中的夏侯銛提出了反對。他的理由是禮制:定安公主雖然最初嫁給王同皎,但後來已經改嫁,最後的婚姻關係屬於崔家。《新唐書》記載他的說法是「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意思是公主與王家的夫妻名分已經斷絕,恩義成於崔家;如果按照與第一任丈夫的婚姻關係安排合葬,並不符合禮法。他建議把這件事交給主管禮制的太常寺,由禮官重新討論。
夏侯銛在駁議中有一句話特別值得注意:
> 銛謬膺駁正,敢曠司存。
意思是,自己既然擔任負責駁正的職務,就不敢怠忽職守。這句話清楚表明,夏侯銛不是以私人身分對皇室家務發表意見,而是以給事中的法定職責,對皇帝已經批准的處置提出異議。這正是門下省封駁制度運作的典型樣子。《唐會要》保存了這份駁議,但沒有記載後續的結果。
合葬安排停止,夏侯銛後來遭貶官
事情的結果記載在《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夏侯銛提出反對之後,原本讓公主與王同皎合葬的安排「乃止」,也就是停止執行。給事中的駁議,確實改變了皇帝已經批准的決定。《新唐書》還有「銑或訴於帝」的記載,而《唐會要》則說崔銑在公主去世前已經過世。兩部史書在這個細節上的敘述並不完全一致。
但《新唐書》的下一句話是:「銛坐是貶瀘州都督。」夏侯銛因為這件事被貶為瀘州都督,離開了朝廷。
關於這件事,史書之間的敘述重點並不完全一致。宋代吳縝在《新唐書糾謬》中指出,《新唐書》的〈崔銑傳〉記載夏侯銛駁奏之後,「詔可銛,猶出為瀘州都督」,也就是皇帝同意了夏侯銛的駁議,卻仍然把他外放。兩種記載都顯示原議沒有照舊執行,也都記錄了夏侯銛遭貶的結果;至於唐玄宗究竟是因為不滿封駁本身,還是另有其他政治考量而貶謫他,現存史料沒有交代,我們也無從補寫。
能夠確定的是:給事中依照職責駁正了皇帝已經批准的決定,而且成功了;但行使這項職權的官員,並沒有因此得到保護。
六、趙奉璋揭發李林甫,為什麼奏狀還沒送達就遭杖殺?
天寶八載(749 年),咸寧太守趙奉璋準備揭發宰相李林甫,《資治通鑑》記載奏狀還沒有送到皇帝手上,他就遭到逮捕並被杖殺。趙奉璋不是門下省給事中,這件事也不是封駁詔書,但它讓我們看到,同樣在唐玄宗時期,提出異議的官員可能面對什麼樣的風險。
李林甫掌權與天寶年間的政治環境
李林甫在開元二十二年(734 年)進入宰相行列,此後長期掌握朝政,一直到天寶十一載(752 年)去世為止。唐玄宗晚年逐漸把政務交給宰相處理,李林甫擅長揣摩皇帝心意,對不依附自己的官員則想盡辦法排擠。在他主政的年代,朝廷裡敢於公開反對宰相的聲音越來越少。
趙奉璋準備揭發二十多條罪狀
趙奉璋當時擔任咸寧太守,是負責地方行政的官員。他整理了李林甫的二十多條罪狀,準備上奏給唐玄宗。《資治通鑑》卷二一六記載:
> 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李林甫得知消息,趙奉璋遭逮捕杖殺
這短短三十多個字,交代了一個令人心驚的過程。奏狀還在路上,皇帝還沒看到,李林甫就已經得到消息;他沒有親自出面,而是暗示御史去逮捕趙奉璋,把揭發罪狀的奏章定性為「妖言」,最後將趙奉璋杖殺。
這件事和夏侯銛的遭遇放在一起,差別十分明顯。夏侯銛的駁議至少送到了朝廷、進入了討論程序,他本人雖然被貶,仍然保住了性命;趙奉璋的奏狀則連送達皇帝的機會都沒有,提出異議的人就已經被處死。兩人的遭遇,呈現了提出不同意見可能面對的不同政治風險:一位給事中成功駁正皇帝的決定,後來遭到貶官;另一位地方官準備揭發宰相,奏狀尚未送達,就已經遭到杖殺。
七、楊國忠如何讓門下省的任官審核流於形式?
天寶十二載(753 年),宰相楊國忠以左相及給事中已經到場為由,把任官審核程序當成已經完成。《資治通鑑》記載其中錯誤很多,卻沒有人敢指出,此後門下省不再依照原本的方式覆核這類任官。這是一項原本由門下省執行的審核程序,在權臣主持下失去實質作用的直接記錄。
唐朝官員任命原本如何審核?
唐朝每年都要從大量候選人中選任官員,這個過程稱為銓選,由尚書省的吏部負責。吏部擬好任官名單之後,還要送到門下省審查,由給事中等官員核對每位候選人的資格是否相符,確認無誤才算正式通過,這道程序稱為「過官」。換句話說,選官結果在正式生效之前,同樣要經過門下省的把關。
楊國忠召集官員,一天完成銓選
李林甫去世後,楊國忠接任宰相,並兼管官員銓選。天寶十二載正月,他把左相陳希烈、給事中以及各相關機關的長官,全部召集到尚書省的都堂,當場唱名、注擬官職,一天之內就把整批銓選辦完。
這裡的「左相」值得說明。天寶年間,侍中改稱左相,也就是說,陳希烈正是門下省的長官。楊國忠把門下省的長官與負責審核的給事中都叫到現場,然後宣布:
> 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
意思是,左相和給事中都在場,就等於已經通過門下省的審核了。
「已過門下矣」背後的制度問題
《資治通鑑》記載了這件事的結果:「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這批任官中資格錯誤的情形很多,卻沒有人敢說話;從此以後,門下省也不再依照原本的方式審查這類任官。
這段記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楊國忠並沒有廢除門下省,也沒有取消給事中的職位。審核機關的長官和承辦官員都在現場,形式上一切齊全;問題在於,當權臣主持會議、當場拍板時,在座的官員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審核就只剩下「在場」這個形式。
當然,這段史料直接涉及的是銓選過官的程序,不能誇大成從此門下省所有的封駁職權都全部消失。但它清楚記錄了一件事:制度的條文可以原封不動,只要沒有人敢依照制度說話,制度就會在實際運作中被架空。
八、袁高為何扣住皇帝詔書?唐德宗撤回盧杞任命的故事
時間來到安史之亂之後。貞元元年(785 年),給事中袁高反對唐德宗任命盧杞為饒州刺史,先向宰相提出意見,後來扣住詔書,其他官員也接連反對,最後唐德宗撤回了原本的任命。這個故事也說明,封駁制度在唐代中期仍然有實際作用。
盧杞為什麼想重新出任官職?
盧杞是唐德宗建中年間的宰相,在史書中的評價極差,被認為排擠忠良、陷害同僚。建中四年(783 年)發生涇原兵變,唐德宗被迫逃離長安,事後朝中對盧杞的不滿爆發,他因此遭到貶官,遠放到新州擔任司馬,後來遇到赦免,才移到吉州擔任長史。
到了貞元元年,唐德宗準備再提拔盧杞為饒州刺史。刺史雖然不是宰相,卻是掌管一州行政的地方長官。對許多官員來說,這很可能是盧杞重返中央政壇的第一步。《資治通鑑》記載,盧杞曾對人說過:「吾必再入。」
袁高先向宰相提出反對,仍然無效
當時袁高擔任給事中,依照輪值,這份任命正好要經他之手。他沒有讓程序往下走,而是拿著記載任命要旨的「詞頭」,去見宰相盧翰與劉從一,表示盧杞過去在位時造成的禍害太大,不應該再讓他治理一州。
兩位宰相沒有接受袁高的意見,改派中書舍人起草這份詔書。袁高的第一次反對就這樣失敗了,任命程序照常繼續進行。這個轉折很重要,它說明這不是一個皇帝或宰相一聽到反對意見,就立刻收回成命的故事。
詔書已經發出,袁高堅持不讓它下達
詔書起草完成、正式發出之後,事情到了門下省這一關。《舊唐書》〈袁高傳〉用四個字記錄了袁高的行動:
> 詔出,執之不下。
意思是,詔書已經發出,袁高卻扣住它,不讓它繼續下達,同時上奏陳述反對的理由。
唐德宗的態度一開始並沒有改變。《資治通鑑》記載:「上不聽。」皇帝拒絕接受袁高的意見。但袁高沒有因此放棄,而這一次,他也不是孤軍奮戰:補闕陳京、趙需等諫官接連上疏,甚至在皇帝面前據理力爭。袁高的封駁,成為一連串反對聲音的起點。
唐德宗最後撤回任命
在一片反對聲中,《資治通鑑》記載唐德宗詢問宰相,能不能改給盧杞一個小州的刺史。宰相李勉回答,陛下想任用盧杞,就算是大州也可以,但天下人的失望又該怎麼辦?唐德宗最後讓步了。
《舊唐書》記載的結果是:「遂追饒州制。」原本任命盧杞為饒州刺史的詔書被撤回。盧杞最後只擔任澧州別駕這個閒職,後來死在澧州,再也沒有回到朝廷。
這個故事有完整的前後轉折:袁高先向宰相反對而失敗,詔書照常發出;他扣住詔書,皇帝仍然不聽;直到諫官與宰相陸續表態,皇帝才撤回成命。袁高的成功,不是靠一紙封駁就讓皇帝屈服,而是封駁讓這份任命停在門下省,替朝廷爭取到重新討論的時間,讓更多反對意見得以被聽見。
距離楊國忠「已過門下矣」的那一天,已經過了三十多年。袁高的故事說明,經歷安史之亂之後,門下省的封駁並沒有就此消失,只要有官員願意依照制度把詔書攔下來,制度仍然可以發揮作用。
從貞觀之治到天寶政治:皇帝願意聽見不同意見嗎?
回頭看這些人物,故事的起點是唐太宗對王珪說的那句「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在唐太宗的理想裡,中書省與門下省互相把關,官員不應該為了顧全情面而讓錯誤的命令通過。
到了開元年間,這套制度仍然存在。姚崇與盧懷慎可以阻止皇帝批准的不當任官,但掌握人事權的宰相,也可以用一次升遷,把最積極審核政令的李乂調離原本的位置。夏侯銛依照給事中的職責,成功讓皇帝已經批准的合葬安排停止,卻被貶到瀘州。
進入天寶年間,趙奉璋揭發宰相的奏狀還沒送到皇帝面前,他就已經被杖殺;楊國忠召集左相與給事中,一天辦完銓選,宣布「已過門下矣」,滿座官員無人敢言。而在安史之亂之後,袁高扣住詔書,讓唐德宗撤回了盧杞的任命,提醒我們制度並沒有在玄宗後期徹底消失。
成功的駁正、被貶的給事中、被杖殺的太守、流於形式的審核,以及戰亂之後再次被攔下的詔書,這些事情並不能直接證明門下省的盛衰造成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的成因牽涉邊鎮軍權、兵制、財政與用人等許多層面,不能只用一個制度解釋。但把這些事實依序排在一起,政治環境的變化已經相當清楚。
對於這段歷史,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敘述李林甫去世時,寫下了這樣的評述:
> 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
接著又說:
> 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一個政治制度可以規定官員有權反對皇帝,但這項權力能不能發揮作用,終究取決於朝廷是否容許不同的意見被提出、被聽見,並且被認真處理。唐朝門下省的封駁制度,留給後人的或許正是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