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三十年耳鳴1：手術之後，一切都很安靜

手術結束後，我以為一切都回到了正常。耳朵乾燥、安靜，像一段已經被妥善收尾的往事。直到某個夜晚，在世界完全靜下來的時候，我第一次發現，安靜本身，原來也會出錯。

一、童年的那次洗澡

那個塑膠腳桶是紅色的，邊緣有些泛白。母親把熱水倒進去，又用橡皮水管接了冷水調溫。水柱從水管口噴出來時，發出咻咻的聲響，像某種輕微的嘆息。

我坐在小板凳上，低頭。母親說頭髮要沖乾淨，泡沫不能留。她捏著水管，讓水對準我的頭頂。然後——也許是手滑，也許是角度——那股水柱忽然就轉了向，直直衝進我的右耳。

那是一種被填滿的感覺。溫熱，有壓力，但並不特別痛。我縮了一下，母親立刻移開水管，說了聲「哎唷」。她用手指擦了擦我的耳廓，問：「會痛嗎？」

我搖頭。

真的不痛。只是覺得耳朵裡好像塞了什麼，世界變得不一樣——一邊清晰，一邊悶著。我們繼續洗澡，像什麼也沒發生。

後來的事是慢慢來的。先是耳朵有些癢，然後開始流出透明的液體，接著是黃色的膿。醫生說是中耳炎，開了藥，囑咐不要讓耳朵進水。但炎症反覆來，像一個不願離開的客人。耳朵開始有味道，一種淡淡的、甜膩的腐敗氣味。

我學會在睡前塞一小團棉花。早晨取出時，棉花是濕的，顏色從淺黃到褐色都有。上學時我總擔心別人聞到那個味道，所以總是微微側著左臉。沒有人問過。也許他們聞到了但沒說，也許根本沒人在意。耳朵成了一個需要小心對待的部位，像一件易碎的瓷器，得時刻記得它在那裡，記得它與眾不同。

二、醫生的解決方案

時間過去，症狀沒有好，也沒有更壞。它成了一個背景音，一種身體的常態。我學會在洗頭時用手掌緊緊蓋住右耳，學會不用右側臥睡，學會在別人靠得太近時不著痕跡地拉開距離。

耳朵等於弱點。不是那種戲劇性的、會引發憐憫的弱點，而是更私密、更恆常的一種——你必須隨時記得它，因為它不會提醒你，只會在疏忽時懲罰你。

大學時，我去游泳。在水裡一切正常，但上岸幾小時後，右耳開始劇痛。那是一種尖銳的、往腦子裡鑽的痛。我躺在床上，覺得半個頭顱都要裂開。

第二天去看醫生，他用了耳鏡，沉默了一會兒。

「鼓膜破了，」他說，「有一個穿孔。你看這裡。」

他把螢幕轉向我。黑白影像裡，我的耳道深處，有一個不規則的缺口。

「需要手術修補，」醫生說，「耳膜成形術。不算複雜，成功率很高。」

我盯著那個缺口看。它很小，像被針扎破的紙。

「手術後，」醫生繼續說，「就不會再反覆感染了。聽力也可能改善。」

走出診間時，我站在醫院走廊，陽光從盡頭的窗戶斜斜照進來。空氣裡有消毒水的味道。我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希望，是某種更輕的東西，像一片羽毛終於要落地。

這件事可能真的可以結束。

三、哥哥付手術費用

哥哥那時已經在工作了。他在電話裡聽我說完，沉默了幾秒。

「要多少？」他問。

我說了一個數字。他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想辦法。」

手術安排在兩週後。哥哥從外地回來，陪我辦住院。他帶了一個信封，裡面是現金。我沒問他怎麼湊的，他也沒說。我們只是坐在病房裡，看窗外其他大樓的窗戶反射著夕陽。

「媽知道嗎？」他問。

「還沒說。」我說。

他點點頭。「等做完再說吧。」

手術前一天，醫生來做最後說明。他講了手術流程：取一小塊筋膜補穿孔，全身麻醉，大約兩小時。成功率九成以上，但需要長期追蹤，確保癒合良好。

「最重要的是術後回診，」醫生強調，「一定要按時回來，我們要看恢復情況。」

我點頭。哥哥在旁邊也點頭。

那天晚上，哥哥留在醫院陪我。我們沒說什麼話，只是各自滑手機，偶爾聊兩句無關緊要的事。睡前，他忽然說：

「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我轉頭看他。

「我的意思是，」他繼續說，眼睛看著天花板，「我們都在這條船上。所以好好做，好好恢復。不要隨便放棄。」

我說好。

然後燈就關了。

四、永遠錯過的回診

手術本身沒有記憶。麻醉就像被刪除了一段時間。醒來時已在恢復室，右耳裹著厚厚的紗布，不痛，只是悶。住院三天，換了幾次藥，然後就出院了。

哥哥送我到車站。他還要回去工作。

「記得回診，」他說，「一個月後，對吧？」

「對。」我說。

「一定要去。」

「好。」

我回到高雄，開始暑假生活。耳朵沒有再流膿，沒有異味，聽東西似乎清楚了一些。一個月後，我回診了一次。醫生說恢復良好，但還要繼續觀察，約了三個月後再回來。

三個月後，我沒有去。

不是故意不去。只是那天早上醒來，覺得耳朵很好，不痛不癢，天氣很好，生活也很好。我想，既然沒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再回去了吧。

醫生應該很忙，有很多真正需要他的人。而我，我已經好了。

暑假結束，新學期開始。我搬進宿舍，認識新的人，上新的課。耳朵漸漸不再是需要時刻關注的部位。洗澡時我不再刻意遮擋右耳，睡覺時可以任意側臥，和人說話時不再擔心距離。

它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器官，和其他所有器官一樣，安靜地履行職責，不刷存在感。

我以為，既然沒有不舒服，就不需要再回去了。

五、我以為全好了

時間過去得很快，快到你幾乎感覺不到它在走。幾個月變成半年，半年變成一年。耳朵沒有再出過問題。偶爾我會想起手術，想起那個穿孔的影像，但那些都像上輩子的事。

生活繼續。我交朋友，熬夜趕報告，在社團打發時間，煩惱一些年輕人都煩惱的事。耳朵的歷史像一本合起來的書，被放在記憶書架的最深處，落了一層薄薄的灰。

一切看起來都像圓滿落幕。問題出現，醫療介入，問題解決。一個標準的、現代醫學的小勝利。

有時候，在極安靜的夜裡，我會下意識地、像確認一個已知的傷口是否癒合那樣，去感受右耳。沒有濕潤感，沒有隱痛，沒有那種熟悉的、需要小心翼翼對待的脆弱。它乾燥、平靜，彷彿從未出過問題。這是一種陌生的、近乎奢侈的正常。

我甚至開始懷疑，手術前的那麼多年，是不是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記憶會不會把痛苦誇大了？人總是這樣，好了傷疤，就覺得傷口從來沒那麼深。

耳朵的困擾，正式從我的生活中退役。我以為，困擾的形態是固定的，而我已經歷經了它所有的模樣。

六、那個聲音出現

那天晚上，宿舍很安靜。室友都睡了，發出均勻的呼吸聲。窗外有遠處的車聲，偶爾一聲狗吠，這些聲音都很清晰，從左耳進來，乾乾淨淨的。

我閉著眼睛，快要睡著。

然後，那個聲音出現了。

不是突然爆發，不是轟鳴，不是任何戲劇性的方式。它只是——存在。像有人輕輕扭開了一個開關，有一個聲音開始播放，而且不打算停止。

那是一個高頻的、穩定的聲音。像電視沒有訊號時的尖嘯，但更細、更持續。它不在外面，不在房間裡，它就在我的耳朵裡，或者說，在我的頭裡。

我睜開眼。世界還是那個世界，室友還在睡，車聲還在遠處。但現在，這些聲音的底下，多了一層底噪。一層永遠不會消失的、屬於我自己的聲音。

我坐起來，搖了搖頭。聲音還在。

我按住右耳。聲音還在。

我走到浴室，開水龍頭。水流聲蓋過了一些，但當我關上水，那個聲音又回來了，堅定地、忠實地在那裡。

我回到床上，躺下。那一刻我還不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副作用。

我只是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安靜，也會出錯。

而那個錯誤，正從我的頭顱內部，發出永恆的尖嘯。

（第一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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