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三十年耳鳴2：被判終身監禁，刑期未定

耳鳴沒有消失，我查資料，發現可怕的不是現在，而是未來。醫學說它無法根治，還可能隨年齡加重。那一刻我明白，不是生病，是被提前判了終身監禁。

一、習慣成為日常

耳鳴出現後的第二週，我發現了它的作息規律。

白天，當我騎著摩托車穿梭在台北的街道，風聲和引擎的轟鳴會蓋過它。那一刻，我幾乎是正常的——噪音對抗噪音，世界勉強平衡。我會故意繞遠路，讓通勤時間拉長十分鐘，只為了延長這段偽裝的安寧。

但夜晚是它的領地。

宿舍十一點熄燈後，世界一層層安靜下來。先是走廊的腳步聲消失，然後是隔壁房間的音樂停止，最後連窗外遠處的車流都變得稀疏。每安靜一層，耳鳴就清晰一分。它不是逐漸增強，而是原本被掩蓋的部分逐漸裸露，像退潮後顯露的礁石。

我開始無意識地改變生活。

不再去後山那個可以眺望台北夜景的山坡——那裡的安靜太純粹，純粹到只剩下風聲和它。不再在圖書館待到閉館——最後半小時，人潮散去，翻書聲消失，它就會準時登場。我甚至開始害怕洗澡，因為淋浴的水聲停下那一刻，從喧囂跌入寂靜的落差，會讓它顯得格外刺耳。

和我同系、關係不錯的同學李信妤有一次發現我精神不濟，問：「你最近好像睡得不好？」

我說：「有點失眠。」

她沒再追問。我鬆了一口氣，同時感到某種難以形容的孤獨——那種明明被關心，卻無法說出真相的隔閡。我開始在對話中分神，不是因為不專心，而是因為要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確認——它還在嗎？它有多大聲？我有沒有在皺眉？

一個月過去的某個晚上，我躺在黑暗中，聽著那永恆的高頻嘶聲，忽然意識到：我已經開始習慣了。

不是習慣「它會消失」，而是習慣「它不會消失」。

這個認知出現得平靜無波，像確認一個早就知道的事實。那一刻，我心裡某個開關被扳動了。

從「怎麼辦」轉向了「我得想辦法」。

二、我決定戰鬥了

我掛了耳鼻喉科的門診。不是當初動手術的林醫師，是另一位年輕的醫生。

診間裡，他用耳鏡看了很久，又做了聽力檢查。螢幕上的曲線起伏，我盯著那些波峰波谷，彷彿它們能解釋什麼。

「從客觀檢查來看，」醫生放下報告，語氣平穩，「你的耳朵結構沒有異常。鼓膜癒合良好，聽力也在正常範圍。」

我等待著。

他轉向我，用一種混合了專業與委婉的語氣說：「耳鳴有時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壓力、睡眠不足、焦慮都可能觸發。你最近生活上有什麼變化嗎？」

「我沒有壓力，」我說，「至少在耳鳴出現之前沒有。」

醫生點點頭，那個點頭的弧度我後來回想過很多次——不是認同，是一種程式化的安撫。

「我建議你可以嘗試放鬆技巧，或者，」他停頓了一下，「考慮看看心理醫生。有時候我們的身體會用這種方式表達情緒。」

「但我確實聽到聲音，」我重複，「不是幻覺，是真實的聲音。」

「我知道你聽到，」醫生說，他的眼神越過我看向下一位病人的病歷，「耳鳴是真實的感知。只是它的成因不一定在耳朵裡。」

走出診間時，我手裡拿著一張轉診單，上面寫著「精神科」。候診區的人來人往，我站在那裡，忽然明白了什麼是「被醫學拋棄」。

不是被拒絕治療，而是被歸類到「無法治療」的那一欄。

那天下午，我去了醫學院圖書館。

我在PubMed、中文醫學期刊資料庫裡搜索「耳鳴」。起初是帶著求證的心態——我想證明醫生錯了。但讀得越多，那個「錯」的邊界就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層的寒冷。

我讀到：

「耳鳴的病因複雜，多與聽覺系統損傷、神經異常、代謝失調等相關，目前尚無根治方法。」

「多數患者報告症狀隨時間持續，部分患者隨年齡增長症狀加劇。」

「長期耳鳴可能導致睡眠障礙、焦慮、抑鬱及認知功能下降。」

我一行一行地讀，像是在讀自己的判決書。

然後我看到了那個段落：

「部分患者描述耳鳴聲隨時間發生質變，從單純高頻音轉變為複雜聲響，包括人聲、音樂或具結構性的聲音，此現象可能與大腦皮質代償機制有關。」

我關掉網頁。

圖書館的冷氣很強，我卻在出汗。不是現在，我想。現在的聲音雖然痛苦，但至少它還是「聲音」。但如果它變了呢？如果有一天，我開始聽到「別的東西」呢？

我現在二十二歲。

如果醫學文獻說的是真的——症狀可能隨年齡加劇，可能變質，可能導致一系列連鎖崩壞——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的人生不是從此帶著一個缺陷前進。

而是我正站在一條向下的斜坡上，坡度只會越來越陡。

而我還這麼年輕。年輕，在這種計算裡，不再意味著「還有時間」，而是意味著「刑期特別長」。

我去了一間寺廟。不是祈求奇蹟，而是需要某種解釋——任何解釋都好。

法師聽完我的描述，安靜片刻，說：「身體是業的顯現。有時候，疼痛或異常是過去的因果成熟，有時候是未來的警示。」

「所以這是懲罰？」我問。

「不是懲罰，」法師搖頭，「是提醒。提醒你有些事需要放下，或者有些路需要轉彎。」

我請了一本《心經》。夜晚，當耳鳴變得難以忍受時，我就開始唸誦。起初是低聲唸，後來發現大聲唸誦時，自己的聲音能稍微蓋過它。於是我越唸越大聲，直到室友敲牆提醒。

我也嘗試冥想。盤腿坐在床上，專注於呼吸，試圖讓意識超越身體的感知。但越安靜，耳鳴就越清晰。它變成了一面鏡子，映照出我所有的焦躁與不耐。

同時，我發展出一套聲音對抗系統：

睡前必聽Angra的金屬樂，激烈的吉他獨奏和雙踏大鼓能製造足夠的噪音掩蓋。或是莫文蔚的〈他不愛我〉，重複的旋律有某種催眠效果。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也行，那種單音旋律線條像一條細繩，我可以試著沿著它爬離自己的身體。

我還下載了白噪音APP。雨聲、海浪、風扇運轉、咖啡廳背景音。每種聲音都有用——在當下。它們像一堵牆，暫時擋住了那尖嘯。

但總有關掉的那一刻。

總有清晨醒來，發現APP已經自動停止，而耳鳴還在的那一刻。

它永遠在那裡，像一個忠實的獄卒，提醒我：所有這些都是暫緩，不是釋放。

三、山頂的懸崖邊

三個月後，我騎車上了木柵那座山。

時間是晚上十一點。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要去哪裡，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只是身體需要移動，需要離開那個越來越像囚籠的宿舍。

山路的彎道在車燈下明明滅滅。耳鳴在安全帽裡迴盪，和引擎聲混在一起，幾乎像某種扭曲的音樂。

山頂的觀景台空無一人。我停好車，走到欄杆邊。台北的夜景在腳下鋪開，萬家燈火，像倒過來的星空。

我拿出手機，又讀了一遍下午存的醫學摘要。那些字句我幾乎能背了：

「無根治方法。」

「可能隨年齡加劇。」

「可能導致嚴重心理併發症。」

我把手機收回口袋，雙手搭在欄杆上。金屬的冰涼透過掌心傳來。

這幾個月，我試過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方法。醫療給了我轉診單，宗教給了我解釋，音樂給了我暫時的掩護。但沒有一樣改變了根本的事實：這個聲音不會離開。

而我的生活正在以緩慢、幾乎不可察覺的方式崩解。

功課開始落後，因為我無法在安靜的環境下閱讀超過二十分鐘。和李信妤的對話越來越短，因為我總是分心，總是疲倦，總是預支著耐心去應付下一刻的噪音。我甚至開始避免和人群相處——在喧鬧的餐廳裡，我得用更大的噪音去對抗耳鳴，結束後總是頭痛欲裂。

我看著腳下的城市，腦子裡開始計算：

如果現在的聲音強度是X。

如果醫學說它「可能」隨年齡加劇，就算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一——不，就算每十年增加百分之十。

到我三十歲，聲音會是1.1X。

四十歲，1.21X。

五十歲，1.33X。

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如果惡化得更快呢？如果它不只是變大聲，還「變質」呢？像文獻裡說的，開始聽見人聲、聽見音樂、聽見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聲音？

那麼到六十歲時，我會是什麼樣子？

一個無法忍受安靜，也無法承受喧鬧的人。一個在聲音的牢籠裡活著，卻已經聽不見真正世界的活死人。

欄杆下的懸崖並不特別深，下面有樹，有緩坡。但我知道，從這裡跳下去，足夠了。

這個念頭出現時，沒有戲劇性的顫抖，沒有淚水。它冷靜得像在解一道數學題：

已知：痛苦會隨時間加劇。

已知：目前無解。

求：最小化總痛苦的方式。

解：如果總痛苦 = ∫(痛苦強度) dt，從現在積分到死亡，那麼提前結束積分區間，似乎能減少總量。

我放開了一隻手。

不是因為衝動，是因為計算完了。

就在這時，手機響了。

螢幕上顯示「哥哥」。我盯著那兩個字看了三秒，才接起來。

「喂。」

「你在哪？」他的聲音背景有車聲，應該還在加班。

「山上。」

「這麼晚？」他停頓，「一個人？」

「嗯。」

電話那頭沉默了。我能聽見他敲鍵盤的聲音，一下，兩下。然後他說：

「我上去。」

「什麼？」

「我說，我上去。高雄到台北，現在開車，天亮前到。」

「不用——」

「要。」他打斷我，「你就在那裡，不要動。等我。」

又是沉默。這次更長。

然後他說：「記得手術那天晚上嗎？我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現在還是。」

電話掛斷了。

我握著手機，聽著裡面的忙音，然後是耳鳴。它們交織在一起，像某種荒誕的二重奏。

我沒有跳。

不是因為突然有了希望，不是因為被愛感動，不是因為任何勵志的理由。

只是因為，當有人說「我過來」的時候，你很難在那一刻轉身跳下去。

我沿著欄杆滑坐在地上，背靠著冰冷的水泥牆。山風很冷，我抱著膝蓋，看著台北的燈火一盞一盞熄滅。

天快亮時，我站起來，發動摩托車。

哥哥沒有真的來。天亮時他傳了訊息：「我到公司了。你還在山上嗎？」

我回：「下山了。」

他：「嗯。活下去。」

四、開始另一種生活

下山的路在晨光中顯露出來，和我昨晚上來時是同一條，卻看起來完全不同。

我騎得很慢，耳鳴在清晨的安靜中格外清晰。但不知為何，我不再試圖對抗它了。我讓它存在，像讓風存在，讓引擎聲存在，讓這個世界存在。

回到宿舍時，天已濛濛亮。我輕手輕腳地開門，發現書桌上放著一個塑膠袋，裡面是溫熱的豆漿和飯糰。手機裡有一則李信妤不久前傳來的訊息：「看你昨晚沒回來，猜你可能又熬夜。請早起的同學順便帶了份早餐，放你桌上了。」

我回傳：「謝謝。」

盯著那簡單的兩個字，我站了一會兒，然後才拿起早餐。食物很暖，但那種溫暖抵達不了更深的地方。我走進浴室，讓熱水沖刷一夜的疲憊與露氣。

那天之後，我沒有停止尋找方法，但我改變了尋找的性質。

我不再尋找「治癒」，因為醫學已經告訴我，那扇門關上了。

我尋找的是「共存的方式」，但就連這個詞都太樂觀。更準確地說，我尋找的是「如何在監禁中活著」。

我開始記錄：什麼情況下耳鳴會稍緩？什麼情況下會加劇？什麼聲音能有效掩蓋？什麼時候該放棄抵抗？

我像一個獄卒研究囚犯，但囚犯是我自己。

有時候，在極度疲憊的時刻，那個山頂的計算會回來：如果終點已經確定，為什麼還要走這段路？

但我沒有答案。我只是繼續走。

因為哥哥那通電話，不是給了我活下去的理由，只是暫時移走了死去的選項。

而我發現，當「死亡」從選項中被移除後，人會發展出一種奇怪的韌性。不是勇敢，不是堅強，更像是一種惰性——既然不能結束，就只能繼續。

幾個月後，我畢業了。

收拾宿舍時，我找到那本《心經》，書頁邊緣已經被我捏得捲起。我把它放進紙箱，和其他不再需要的東西一起封存。

耳鳴還在。

我知道它會一直在。

醫學沒有告訴我它一定會變壞，但醫學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告訴我，它不會變壞。

所以我活在一個延遲的判決裡。刑期未定，但監禁是確定的。

我接受了這個。

不是接受痛苦，是接受「這就是我的身體，這就是我的現實」。

而這種接受，沒有任何解脫感。它只是一種認知的校準：從此以後，我要用一個囚徒的身份，活在自由的世界裡。

摩托車騎出校門時，陽光照在背上。

耳鳴在安全帽裡尖嘯，像永不停止的背景音樂。

我朝著第一個工作的方向前進，知道自己不會被治癒，知道自己可能在這聲音中逐漸老去，知道未來也許有更糟的變化在等待。

但此刻，我還活著。

活著，並且準備好，用這副帶著缺陷的身體，走進那個要求所有人健全的世界。

我知道這很難。

我知道這不公平。

但我已經計算過了——既然不能死，就只能活。

而活著，就意味著要找到一種方式，和這永恆的聲音，一起走向那個只會變得更吵的未來。

贊贊小屋小說作品集：

紅衣還願、大太陽奇遇記、未來列車、三年後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