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三十年耳鳴3：你不動，但時間仍然在走

同學會上，我發現世界早已往前走，而我停在原地。與李信妤的重逢，讓我第一次明白，耳鳴不是命運，是我用來逃避人生的藉口。我終於被時間推開了。

一、同學會：世界已經往前走了

同學會選在台北東區一間居酒屋。包廂裡人聲鼎沸，燒烤的煙霧和啤酒泡沫一起蒸騰。這正是耳鳴理論上最不會出現的場合——各種頻率的聲音交織成厚厚的音牆，足以淹沒任何單調的內在噪音。事實上，整個晚上前半段，它真的不在。或者說，我沒有「聽見」它。我的注意力被喧鬧拉著走：阿傑在講他申請美國博士班的瘋狂計畫，小薇抱怨新創公司的加班地獄但眼睛發亮，家明計算著台北可怕的房價卻又帶著某種甜蜜的焦慮。

我聽著，點頭，偶爾插話。我的回應都在正確的時間點上，笑聲也合群。在這個由噪音構成的保護罩裡，我幾乎感覺自己是「正常」的。幾乎可以假裝，我和他們一樣，煩惱的是未來，而不是當下。

然後，聲音從包廂另一頭飄了過來。

是李信妤和幾個文學院朋友的對話。我沒有刻意聽，但話語自己鑽進耳朵。

「……所以你真的要搬去台中？」

「嗯，他工作在那邊。」李信妤的聲音平靜，清晰。

「哇，遠距離耶，沒問題嗎？」

「試試看啊。不行再想辦法。」

一陣笑聲。有人說：「你也太瀟灑了吧。」

就在那個瞬間——當「他」這個代名詞明確指向一個我不認識的、卻能讓她願意遷移的對象時——包廂裡的所有背景噪音，忽然像被調低了音量。

不是真的變安靜，而是我的感知濾網被瞬間切換。

然後，它出現了。

那熟悉的、高頻的嘶聲，像一根冰冷的細針，精準地刺穿了所有熱鬧的偽裝，直接抵達我的鼓膜內側。它一直都在嗎？還是我的大腦在我感到失落的那一刻，主動把它從背景裡「提拔」到了前臺？

我端起啤酒杯，喝了一大口。冰涼的液體滑過喉嚨，但胸口那塊下沉的感覺沒有被沖走。耳鳴聲穩穩地坐在聽覺的中心，彷彿在宣示：看吧，無論外面多麼喧囂，你內在的荒蕪永遠有一道專屬的配樂。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耳鳴從來不只是生理的聲音。它是一個開關，一盞警示燈。當我意識到自己與世界的連結正在斷裂，當我感到自己「被留下」時，它就會亮起，發出尖銳的鳴響。不是因為安靜，而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沒在往前」，因為我內在的「靜止」與外界的「流動」產生了刺耳的摩擦。

聚會在十點左右解散。大家在店門口道別。李信妤走過來時，耳鳴正佔據著我大半的聽覺頻道，讓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遙遠。

「嗨，」她說，「好久不見。」

我抬起頭。「嗯，好久不見。」

「你最近好嗎？」

「……還好。」我說。在耳鳴的伴奏下，連說謊都顯得格外空洞。

她看了我兩秒，然後點點頭。「那，再聯絡。」

「好。」

她轉身離開。我站在原地，耳鳴聲隨著她的遠去似乎又清晰了一些。它不再只是一個症狀，而像一種即時的情緒聽診器，將我內心細微的塌陷轉譯成永不休止的頻率。

騎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原來，最可怕的不是耳鳴在安靜時出現。而是即使在最吵鬧的人群中，只要心一沉，它就會準時赴約。

某些東西，已經永遠錯過了。 而提醒我這個事實的，不是記憶，不是畫面，是我自己大腦產生的、永恆的嘶聲。

二、回憶：他曾經不是現在這個人

那時候，我們會談論死亡。

不是具象的、充滿恐懼的死亡，而是作為哲學概念的死亡。大二那門「存在主義與現代人生」的通識課，教授是個頭髮花白的老先生，說話慢條斯理，但每句話都像在鑿石頭。

「海德格說，人是向死存在的。」他在台上說，「不是因為我們終將死亡，所以人生無意義。恰恰相反，正因為死亡是必然的，我們的存在才需要被認真對待。」

下課後，我和李信妤留在教室討論——不是因為特別好學，是因為那時候的我們，真的相信這些問題很重要。

「如果死亡是必然的，」我當時說，「那所有的計畫、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一種自我欺騙嗎？假裝那個終點不存在。」

李信妤想了一下。「也許正因為終點存在，過程才需要被認真對待。就像你知道電影總會結束，但你不會因此就快轉到結局。」

「但如果過程充滿痛苦呢？」我問，「如果活著本身就是一種折磨？」

她看著我，眼神裡有某種現在想來近乎天真的認真。「那就要問了：是活著本身痛苦，還是你對活著的想像讓你痛苦？」

那時候的失眠，和現在的失眠不一樣。

那時候的失眠，是腦袋停不下來。各種想法互相碰撞，關於自由意志，關於決定論，關於這個世界到底是一個巨大的機械，還是我們真的能選擇什麼。我會在深夜兩點傳訊息給李信妤：「你睡了嗎？」

通常五分鐘內她會回：「還沒。在想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聊一個小時。透過宿舍的內線電話，壓低聲音，怕吵醒室友。聊到後來，話題會從哲學滑到生活，滑到某個老師奇怪的腔調，滑到學校後門新開的滷味店。

我記得很清楚：只有在那些對話裡，耳鳴會消失。

不是真的消失，是它退到了某個我意識不到的深處。不是因為愛情——那時候我們之間沒有愛情，只有一種智力上的親密——而是因為，在那種對話裡，我被完全拉回了「當下」。我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不在那個該死的身體感知上，而在我們共同建構的那個思想世界裡。

有一次，快到天亮時，她忽然說：「其實我挺喜歡這種時候的。」

「喜歡失眠？」

「不是喜歡失眠，是喜歡這種……好像整個世界都睡了，只剩下我們還醒著的感覺。很安靜，但又不是孤單的安靜。」

我當時沒有回答，因為不知道該說什麼。現在想來，那可能是最接近「健康」的時刻——兩個人，在深夜裡，分享一種不帶痛苦的清醒。

而現在的我，再也無法擁有那種清醒了。

現在的我，在深夜醒來時，只有耳鳴陪伴。它不需要我回應，不會和我對話，只會永恆地、單方面地宣示它的存在。

我意識到一件事：耳鳴沒有拿走我的全部。

但它成為了一個完美的藉口。一個讓我停止思考未來、停止規劃、停止冒險的藉口。我可以把所有停滯都歸咎於它，然後安心地待在原地，看著時間從身邊流過。

就像一個被判了緩刑的人，整天盯著刑期何時到來，卻忘了在等待期間，自己其實還是自由的。

只是這種自由，需要勇氣去使用。

而我，早就把那勇氣弄丟了。

三、單獨見面：判決的反轉

咖啡廳是我們以前常來的地方。靠窗的位置，下午陽光斜斜照進來。她點了一杯熱美式，我點了烏龍茶。

「所以，」她攪拌著咖啡，「你要離開台北了？」

我愣了一下。「誰說的？」

「阿傑說的。他說你好像要去新竹工作？」

「喔，對。」我這才想起來。「還不確定，只是有在談。」

「為什麼想離開台北？」

這個問題很自然，但我卡住了。耳鳴在此刻維持著一種低調的背景嗡鳴，像遠處的變電器，存在但尚可忽略。 真正的答案太長，也太難堪。

「想換個環境。」我最後說。

她點點頭，沒有追問。沉默了一會兒，她說：「你最近好嗎？真的。」

這是第二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第一次在同學會，我可以說「老樣子」。但現在，在這個陽光很好的下午，那個答案顯得過於敷衍。

我感覺到耳鳴的頻率微微上揚，像某種預警。「不太好。」我說。

然後我說了。

不是戲劇性的坦白，沒有眼淚，沒有顫抖。只是平靜地、像在描述一個天氣現象那樣，說了耳鳴的事。說了它如何出現，如何持續，如何讓我開始害怕未來。說了那個計算——如果現在是X，十年後是1.1X，二十年後是1.33X。

當我開始描述「老去的樣子」時，耳鳴的聲量明顯爬升了。它不再只是背景，而是開始與我的話語競爭頻寬。我必須稍微提高音量，確保自己的聲音能蓋過它——或者說，蓋過我對它的感知。

「我覺得，」我最後說，耳鳴在此刻達到一個清晰的高峰，像在為這句話打上著重號，「我不太可能給別人幸福。連讓自己幸福都很難了。」

說完後，我等待著。等待安慰，等待鼓勵。

李信妤沉默了很久。

她沒有看我，而是看著窗外。有個學生騎腳踏車經過。

在這次沉默中，耳鳴沒有減弱，但它改變了性質。從尖銳的嘶聲，變成了一種更寬頻的、類似電視空白頻道的噪音。彷彿我的大腦在等待，將所有感知頻道清空，準備接收某個重要的輸入。

「我知道你有耳鳴。」她終於說。

我愣住了。

耳鳴瞬間收縮成一個極細的高點，然後——第一次，在坦白之後，它竟然減弱了。像一個終於被認出的鬼魂，暫時退到了陰影裡。

「大三那年，有一次你跟我說你失眠，我說可能是壓力。你說是耳朵的問題。我那時候沒多想，以為只是暫時的。」她轉回頭，眼神平靜，「後來看你一直很累，黑眼圈很重，我猜可能沒好。但我以為……你是一個堅強的男生。你會找到方法適應。」

這句話不是責怪。但它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某個我長期鎖住的房間。

耳鳴回來了，但這次它帶著一種不同的質感：不是攻擊性的，更像一種共鳴的嗡嗡聲，隨著我的心率微微波動。

「我不是不堅強，」我說，聲音比預期中的乾澀，「我只是……」

「害怕。」她接下去。

我點頭。

就在我點頭的瞬間，耳鳴又強烈起來。彷彿「承認恐懼」這個動作，按下了某個放大開關。

她喝了一口咖啡，然後做了一件我完全沒預料到的事。

「我有家族遺傳的心臟病。」她說，語氣像在說明天可能會下雨。「我媽那邊的。我外婆四十歲走的，我阿姨四十五歲。我媽現在五十歲，每天吃藥，不能爬樓梯，不能情緒激動。」

我張開嘴，但發不出聲音。

耳鳴發生了奇異的變化。它沒有消失，但突然變得很「遙遠」。像從我腦內轉移到了房間的某個角落，變成了一種客觀的環境音。我的全部注意力，被她的話釘在了當下。

「還有氣喘。從小的。你記得我有一次期中考到一半被送去醫院嗎？就是那個。隨身要帶吸入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作。」

她看著我，眼神裡有一種近乎殘酷的清澈。

「你的耳鳴，醫學告訴你『可能會隨年齡惡化』。那是一個可能性，在未來，也許十年後，也許二十年後。」

「我的心臟和肺，醫生告訴我的是：『任何一天都可能出問題』。不是未來，是今天，明天，下一秒。」

包廂裡的音樂正好換到一首慢歌。鋼琴的前奏輕輕流瀉。

在這一刻，我的耳鳴——完全停止了。

不是漸弱，不是被忽略，是真正的、絕對的安靜。 彷彿我的大腦終於理解到，它一直用來衡量自身痛苦的標尺，突然被放在了另一把更巨大的尺旁邊。那個讓我夜不能寐的聲音，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死」的現實面前，失去了發聲的資格。

安靜持續了大約三秒。然後，耳鳴回來了，但它現在聽起來完全不同——它變小了，變柔了，變成了一種普通的、幾乎可以被歸類為「環境白噪音」的聲音。

「你害怕的是未來，」她說，「我害怕的是今天來不來。」

那一瞬間，整個世界翻轉了。

我腦中那個關於「判刑」的想像——那個我以為只有我背負的、特殊的、殘酷的判決——突然顯得多麼……奢侈。我擁有的是一個延遲的判決，刑期未定。而她，活在一個沒有判決書的牢房裡，因為獄卒隨時可能走進來，不需要通知，不需要理由。

「所以你要搬去台中？」我聽見自己問，聲音陌生。我的耳鳴此刻是一種穩定的低鳴，不再干擾對話。

「對。因為他想去，因為我想試試。因為我不知道我還有多少個『可以試試』的時間。」她停頓，「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沒有選擇。停下來等死，和往前走然後可能死，我選後者。至少看起來比較像活著。」

我看著她。我從來不知道她背著這樣的東西活著。

「你為什麼……」我開始問，但不知道怎麼結束這個句子。

「為什麼不說？」她幫我說完，然後笑了，一個很淺、很疲倦的笑。「說什麼呢？『嗨，我有心臟病，所以你們要對我好一點』？還是『對不起，我不能太開心，因為可能會死』？」

她搖搖頭。「生病已經夠慘了，我不想連我的人生都變成疾病的註腳。」

服務生走過來幫我們加水。水壺傾斜，水流進玻璃杯的聲音清澈無比——我發現自己能清晰聽見每個水滴撞擊水面的細微聲響，而耳鳴退居到了一個非常次要的位置。

我忽然明白了：耳鳴的強弱，從來不只和環境安靜有關。它和「我認為自己有多悲慘」成正比。當有一個更巨大的現實擺在面前時，我的大腦自動調低了它的音量，因為認知資源必須被重新分配，去處理更緊急的資訊——比如，我之前的自憐是多麼可笑。

「我不是要說你應該怎樣，」李信妤最後說，語氣軟化了一些，「我只是想說……你看起來像是被判了死刑，在等執行。但你其實還站在法庭上，只是你自己以為判決已經下了。」

她拿起包包，站起來。

「我得走了，約了房東看台中的房子。」

我送她到咖啡廳門口。下午的陽光依然很好。

「保重。」她說。

「你也是。」

她走了幾步，又回頭。

「如果你去新竹，」她說，「記得活著。不是『忍受』的那種活著，是『去做點什麼』的那種。」

然後她轉身，走進陽光裡。

我站在咖啡廳門口，很久很久。

耳鳴還在。但它現在聽起來，就像咖啡機的餘響，就像遠處馬路的胎噪。它只是一種聲音，不再是詮釋我整個世界的濾鏡。

我第一次意識到：我錯過的可能不只是她。

我錯過的，是那個在知道真相之前，還願意相信未來、還願意往前走的自己。

而那個「真相」，從來不是耳鳴的醫學預後。那個「真相」是：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直到發現有人帶著更重的鐐銬，卻走在了我前面。

耳鳴在這一刻給了我最後的啟示——它隨我的自憐而生，隨我的比較而弱。它不是我的命運，它只是我看待命運的方式所產生的回音。

四、離開：他被推向下一段人生

離校的手續在一個悶熱的下午辦完。學生證被註銷，宿舍清空。四年的大學生活，最後裝進三個紙箱，寄回高雄老家。隨身只帶一個行李箱，去新竹。

新竹那間貿易公司給了offer，職稱是業務助理。薪水普通，但提供園區附近的套房宿舍。面試時，主管問我為什麼想來新竹。

我說：「想離開台北。」

他笑了，說年輕人應該多闖闖。

我沒有解釋。解釋太複雜，而且沒必要。我沒說的是，我也需要離開「高雄」——那個在我敘事裡等於「療傷」和「停滯」的地方。我需要一個全新的、沒有任何過去影子的坐標。

打包最後的行李只花了一個下午。一些書，幾件衣服，日用品。那本《心經》還在箱子底層，我沒有拿出來。李信妤在去台中前傳了訊息：「一路順風。」

我回：「你也是。」

沒有再說什麼。有些對話，說完了就是說完了。再多就是重複，而重複會稀釋原本的力量。

離開台北那天是週一，早上七點的火車。我拖著行李走到校門口的公車站，等往車站的公車。清晨的校園很安靜，有幾個早起跑步的學生經過，腳步聲規律地響起又遠去。

耳鳴在清晨的安靜中特別清晰。我聽著它，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如果現在這個聲音強度就是X，而我真的要活到六十歲，那麼這三十八年，我要怎麼過？

以前的答案會是：忍受，計算，等待惡化。

但現在，在和李信妤那場對話之後，那個答案顯得……笨拙。就像一個人整天盯著天花板，擔心它會不會塌下來，卻忘了自己其實可以走出這棟房子。

公車來了。我把行李搬上車，刷了卡，找個靠窗的位置坐下。

車子啟動，台北的街景開始後退。經過我們常去的那間咖啡廳，經過那間半夜還開著的滷味店，經過那個我和李信妤曾經站在那裡討論海德格的教室大樓。

我沒有特別感傷。感傷需要一種對過去的眷戀，而我對過去的感情很複雜——那是我還能想像未來的時代，但也是我開始失去未來的時代。

火車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風景從城市變成田野，從灰色變成綠色。耳鳴一路陪伴，像一個忠實但不受歡迎的旅伴。

我沒有想通什麼。

沒有突然的覺悟，沒有釋懷，沒有「從此我要勇敢活下去」的決心。

我只是不能再待在原地了。

待在台北，每一天都會是昨日的重複：醒來，對抗聲音，工作，逃避安靜，睡著，然後再醒來。而在這個循環裡，我會持續看著別人前進，持續感覺自己落後，持續用耳鳴當藉口，解釋為什麼我停在這裡。

新竹至少是陌生的。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陌生的房間。在那裡，我的停滯不會有對照組，我的耳鳴不會有歷史。我可以只是「一個有耳鳴的人」，而不是「那個因為耳鳴而停在二十二歲的人」。

這不是選擇，是被推著走。

被時間推，被同儕推，被那個下午咖啡廳裡的對話推。被一種模糊的、連自己都無法完全承認的羞恥感推——當你發現，一個背著更重擔子的人，走得比你還遠的時候。

火車進入新竹站。我拖著行李下車，月台上人潮洶湧。空氣中有種不同的味道，混合著風、和一點工業區的氣息。

公司的宿舍在園區附近，一棟大樓裡的套房。房間很小，但乾淨，有一面窗對著另一棟大樓的灰色牆面。我把行李放下，坐在床邊。

耳鳴在響。

這裡很安靜，比台北的宿舍安靜很多。沒有室友的動靜，沒有走廊的腳步聲，只有空調低沉的運轉聲。

所以耳鳴變得更清晰了。它填滿了這個陌生房間的每一寸空氣，宣示主權：無論你去哪裡，我都會跟著你。

我躺下來，看著天花板。

我沒有感到希望。

但我感到一種奇怪的平靜。就像一個終於接受自己病情的病人，不再每天追問醫生「我會好嗎」，而是開始問「那麼，現在該怎麼活」。

而「現在該怎麼活」，是一個我很久沒有想過的問題。

手機震動了一下。是哥哥：「到了嗎？」

我回：「到了。新竹。」

他：「安頓好跟我說。有空回高雄。」

我：「好。」

窗外天色漸暗。遠處園區的燈火一盞盞亮起來，在玻璃上投出冷白的光暈。

我知道，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會一個人在這個房間醒來，一個人面對這個聲音，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工作，一個人入睡。

沒有任何理解我的人在我身邊。

沒有任何知道我背著什麼東西的人，可以給我一個眼神，一句「你還好嗎」。

我將完全地、徹底地，獨自面對這一切。

而正是這種徹底的孤獨，讓我隱約感覺到危險——當一個人渴求被理解到這種程度時，任何說「我懂你」的人，都會像沙漠中的水一樣致命。

無論那水，來自什麼樣的容器。

（第三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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