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三十年耳鳴4：在工作中學會與困難共存

外派吳江後，我第一次在職場嚐到失敗與孤立。哥哥的話讓我明白，人生的困難從不只耳鳴。當我停止逃避，學著與挫折共存，也學著帶著耳鳴往前走。

【第一幕】新竹：工作順利與外派

新竹的工作，比我想像中順利。

貿易公司的業務助理，聽起來像是打雜的職位，但實際做起來卻意外地適合我。我的主管是個四十多歲的台中人，說話直接，做事俐落。他交代的工作，我總能按時完成；客戶提出的問題，我總能找到答案；同事需要支援，我也願意留下來加班。

半年後，我被提升為業務專員。

一年後，我開始獨立負責幾個中型客戶。

薪水從入職時的普通，慢慢漲到了足以讓我在週末偶爾去台北逛逛、偶爾給自己買點好東西的程度。我租的套房從園區邊緣搬到了更熱鬧的市區，窗外的風景從灰色牆面變成了街道和行人。

耳鳴還在。

但它變了。

不是變小聲，是變「遠」了。像住在隔壁的鄰居，你知道他存在，但他不再每天敲你的門。白天工作忙碌時，它退到意識的邊緣；晚上回到住處，它會出現，但已經不會讓我輾轉反側到天亮。我學會了用白噪音APP輔助入睡，學會了在它出現時告訴自己「沒關係，你繼續，我要睡了」。

大多數時候，它真的就安靜下來。

不是消失，是妥協。

我開始相信，這就是我人生的新階段：一個帶著耳鳴的人，過著接近正常的生活。我不再計算它十年後會變得多大聲，不再想像自己老去時的樣子。我把那些計算和想像，連同台北的回憶，一起收進了某個不常打開的抽屜。

直到那個下午。

「你進來一下。」主管從他的辦公室探出頭。

我走進去，他示意我坐下。桌上放著一份文件，封面印著「吳江廠區」幾個字。

「公司在吳江的業務這幾年成長很快，」他說，「那邊需要一個台灣總公司派過去的負責人，管理當地的業務團隊。我們內部討論過，覺得你很適合。」

他推過那份文件。

「薪資是現在的1.5倍，外派加給另計。過去之後職稱是部門主管，直接對總經理報告。每三個月有一星期的返台假，機票公司出。」

我看著那份文件，沒有伸手去拿。

「我知道這很突然，」主管說，「但你不用現在決定。一個星期，夠不夠？」

我點頭。

「好好考慮。」他站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機會。你在新竹做得很好，我相信你在吳江也能做得很好。」

那天晚上，我坐在新住處的書桌前，翻著那份外派資料。吳江，蘇州旁邊的一個區，台商聚集的工業重鎮。照片上的廠區整齊乾淨，辦公室明亮寬敞。

我想起一年前，自己拖著行李離開台北時的心情。那時候是「想離開」，是被推著走。而現在，我面對的是一個「想前往」的選擇。

新竹的成功證明了一件事：我可以。我可以適應新的環境，可以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讓耳鳴退居次要角色。

那麼，吳江為什麼不行？

也許換個環境、更好的職位，我能徹底放下台北的那些事。也許在那個全新的地方，沒有過去的影子，沒有李信妤的消息，沒有任何會讓我突然聽見耳鳴的觸發點。

也許這不只是工作機會，而是一個真正的、全新的開始。

睡前，我關了燈，躺在床上。

耳鳴像往常一樣出現，穩定的高頻嘶聲。

我聽著它，忽然想到：在新竹這一年，我幾乎忘記了它曾經讓我痛苦到想跳下山。現在它仍然存在，但已經不再是我的敵人。它只是背景噪音，只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也許到吳江之後，它會退得更遠。

也許有一天，我會徹底忘記它。

我翻身，閉上眼睛。

一個星期後，我告訴主管：「我去。」

【第二幕】吳江：現實的打擊

吳江和我想像的不一樣。

不是廠區不一樣——廠區確實和資料照片上一樣整齊乾淨。是「人」不一樣。

報到第一天，我的辦公室門口站著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瘦，眼神銳利，自我介紹是課長，姓陳。

「陳課長在我們這邊十幾年了，」帶我的人力資源同事小聲說，「業務都他在管，團隊也是他帶的。」

我伸出手。「陳課長好，以後多多指教。」

他握了手，力道很輕，表情沒變。「歡迎。」

第一個星期，我試著了解業務流程。但每次開口問，陳課長的回應都很簡短；我請他提供資料，他說「要整理一下」；我問他客戶狀況，他說「都還算穩定」。

第二個星期，我開始發現問題。同事們對我很客氣，但那種客氣帶著距離。午休時他們聚在一起吃飯，沒有人問我要不要一起。我走進會議室時，原本的討論會忽然停下來。

第三個星期，我第一次參與客戶會議。對方問了一個產品交期的問題，我轉頭看陳課長，他低頭看筆記。我只好根據自己對流程的理解回答了。會後陳課長淡淡地說：「那個客戶的交期，和一般客戶不太一樣。」

我問哪裡不一樣。他說：「我回去整理資料給你。」

資料始終沒有來。

我漸漸明白了自己的處境。

總公司派我來，名義上是「加強管理」，實際上就是「監督」。陳課長在這裡十幾年，團隊是他的人，客戶是他的人，所有我不知道的細節，都是他的籌碼。我的出現，對他來說不是合作，是不信任的象徵。

而我自己，確實沒有足夠的能力接住這個位置。

新竹的經驗在這裡幾乎無用。客戶不同，流程不同，人際網絡從零開始。每次被問到需要現場決策的問題，我都會猶豫——因為我知道，我做的決定可能和陳課長長期建立的規則衝突，而那個規則，我還沒完全看懂。

兩個月後，狀況爆發。

那天早上，我的電子信箱裡出現一封總公司轉來的郵件。寄件人是陳課長，收件人是總經理，副本給了我。

郵件很長，語氣很正式。

大意是：本人自擔任課長以來，盡心盡力十餘年，但近期公司派來的主管缺乏對業務的了解，多次決策錯誤，導致客戶困擾，團隊士氣低落。本人深感能力不足，無法配合新主管的工作方式，特此提出辭呈，請公司准予辦理退休。

我盯著那封信，看了很久。

同事們的態度已經說明了一切。那天中午，我經過茶水間時，裡面的討論聲停了。下午，有幾個本來會和我打招呼的人，低著頭走過。

陳課長沒有真的要辭職。那封信是一個訊號，一個威脅。他在告訴總公司：有他沒我，有我沒他。而團隊站在他那一邊。

那天晚上，我沒有睡。

不是失眠，是根本沒躺下。我坐在宿舍的書桌前，窗外的吳江夜景燈火通明，但那些光進不了房間。耳鳴在寂靜中格外清晰，像有人在我的頭骨裡安裝了一個警報器，現在它終於找到機會證明自己的存在。

我在新竹成功了。我以為那證明我有能力。

但在吳江，我發現：我的成功，只是因為環境對我有利。在新竹，流程是現成的，同事是友善的，主管是願意教我的。我只需要做好自己被交代的工作。

而在這裡，沒有人會教我。沒有人需要對我友善。我面對的不是任務，是一個已經運作十幾年的系統，而我的角色，是一個不被需要的入侵者。

當環境改變，我一無所有。

就像那個該死的耳鳴——我以為我能適應，以為它已經被我馴服。其實我只是暫時逃離了它，在一個更適合我的環境中。但它還在，永遠在。

而現在，連工作也顯得不確定了。

那封辭職信之後的幾天，辦公室變得更加安靜。不是真的安靜，是那種所有人都在等你犯錯的安靜。我每天走進那個空間，都能感覺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耳鳴也變得更加清晰。白天工作時，它不再退到幕後；晚上回到宿舍，它幾乎成為唯一的聲音。我開始分不清，讓我睡不著的是工作壓力，還是那個永遠不會停止的嘶聲。

也許它們本來就是同一件事。

第三個月快結束時，我收到總公司的通知：台灣的主管會親自過來處理。

我看著那封郵件，不知道該鬆一口氣，還是該更絕望。

【第三幕】台北：與哥哥的對話

假期開始的那天，我從吳江飛回台灣。

飛機降落桃園機場時，窗外的陽光刺眼。我拖著行李走出入境大廳，哥哥已經在外面等了。他看見我，愣了一下。

「你怎麼了？」他問，「在吳江才幾個月，黑眼圈這麼重？」

我沒說話，把行李放進後車廂。

回台北的路上，我們沒聊太多。他問吳江怎麼樣，我說還好。他問工作順利嗎，我說還好。他沒再追問。

第三天傍晚，他說要去淡水走走。我知道那不是「走走」，是他習慣的談話方式——有些話，需要一邊走路一邊說。

淡水河邊的夕陽很漂亮，金色的光鋪在水面上，有幾艘小船慢慢划過。我們沿著河堤走，腳步聲在石板上輕輕響著。

「說吧，」他終於開口，「到底怎麼了？」

我說了。

說了陳課長，說了那封辭職信，說了辦公室裡那種被孤立的感觉。說了三個月來每一次會議的尷尬、每一次決策的猶豫、每一次回到宿舍時的疲憊。

「我以為新竹成功，代表我能做好任何事。」我看著河水，「結果不是。我到了吳江才發現，我的成功，只是因為環境適合我。換一個環境，我就什麼都不是。」

哥哥沒有馬上回應。他走了一小段，然後說：「你知道我當年為什麼接受外派嗎？」

我搖頭。

「當初主管給我外派機會時，也給了我一個星期思考。」他說，「那一個星期，我很糾結。留下來，工作穩定，不用冒險。出去，一切都是未知。」

他停下來，看著河對岸的觀音山。

「就在那個星期，你打電話給我，說你在學校的耳朵狀況需要動手術。」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說因為你的手術，所以我就接受外派。」他說，「而是說，那個星期我同時面對兩件事：一個是工作上的選擇，一個是你需要幫助。後來我想，既然生活已經給了這麼多無法預料的事，那再多一件未知的工作，也沒什麼好怕的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

「你現在跟我說耳鳴的事，說可能以後會惡化。」他轉頭看了我一眼，「你知道嗎，你那時候跟我說要手術，我根本沒想那麼多。」

「沒想什麼？」

「沒想說，如果手術失敗怎麼辦，如果以後有後遺症怎麼辦。」他說，「我只想，你需要幫忙，我就幫忙。事情就這麼簡單。」

他笑了笑，那種哥哥式的、有點無奈的笑。

「但你現在已經出社會了。也許你沒有弟弟會打電話給你，說要動手術。但你總要有成功的事業吧？要買房子吧？要結婚生小孩吧？」

「跟這些現實的壓力比起來，你那個在夜深人靜才可能會發作的耳鳴，哪個比較困難？」

我沒有回答。

「要我說，這世界上還有很多比耳鳴更痛苦的事。」他說，「你看那些成功的人，很多都是從小有缺陷的。貝多芬耳朵聽不見，他還不是照樣創作了最偉大的合唱交響曲？」

「你應該反過來問自己：你的人生到底什麼對你最重要？」

我停下腳步。

他也停了下來，看著我。

「當你想清楚這個問題，你就會重新對待耳鳴這件事。」

夕陽已經快沉到山後面去了，河面上的金紅色漸漸轉暗。我站在那裡，想著他說的話。

「我不是說耳鳴不痛苦，」哥哥的聲音緩和下來，「我是說，如果你讓它佔據你所有注意力，那你就沒力氣去面對其他更重要的東西了。」

「那現在呢？」我問，「我在吳江失敗了，被否定了。然後呢？」

「然後？」他看著我，「然後就是這樣啊。你失敗了，被否定了。這很痛。但這就是人生。」

「人生根本就充滿這樣的失敗和否定。」

他繼續往前走，我跟上。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接受外派嗎？」他問，「不是因為勇敢，不是因為想挑戰自己。是因為我害怕另一件事。」

「害怕什麼？」

「害怕不去試試看。」

「比起失敗本身，我更害怕『不去試試看』。至少，去試試看，我會知道我的極限在哪裡。而那個極限，遠比『我根本沒試過』要清楚得多。」

他看著我。

「你現在在吳江遭遇的，不是失敗，是『發現』。你發現了，在這樣的環境下，你需要學習什麼、改變什麼、接納什麼。」

「至於耳鳴——」

他停頓，看著遠處的河水。

「它會一直在。可能會更差。但它不會因為你去不去吳江、成功或失敗，而改變。所以，不如把心力放在『如何面對失敗』上，而不是『如何逃離耳鳴』。」

天色完全暗了下來。河對岸的燈火一盞盞亮起。

我們沿著原路往回走，腳步聲在黑暗中格外清晰。耳鳴在寂靜中響著，但此刻它的聲音不再尖銳——它只是背景，只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我忽然想起那個在咖啡廳的下午，李信妤說的話：「你害怕的是未來，我害怕的是今天來不來。」

哥哥說的，似乎是同一件事。

不是如何逃離困難，而是如何選擇——在被困難包圍的時候，選擇繼續往前走。

回程的車上，我們沒再說什麼。台北的街道在車窗外流過，熟悉又陌生。

假期還有幾天，但我已經知道自己會回去。

【第四幕】吳江：與困難共存

假期結束後，我回到吳江。

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宿舍，同一間辦公室。但有些東西變了——不是環境，是我看待環境的方式。

回來的第二週，台灣總公司的主管來了。他叫王副總，六十歲左右，在貿易這行做了三十年。我見過他幾次，但從來沒有單獨談過話。

他到的第一天，先和我吃了晚飯。聽我說完這三個月的狀況，他只點點頭，說：「我知道了。」

第二天，他和陳課長單獨談了兩個小時。

第三天，他和部門裡的每一個人單獨約談。

第四天下午，他把我叫到會議室。陳課長已經在那裡了。

王副總坐中間，我和陳課長坐兩邊。會議桌上放著幾份文件，我看不懂是什麼。

「這幾天我了解了一下狀況，」王副總開口，語氣平靜，「公司對吳江這個部門的定位，可能之前沒說清楚，造成了一些誤解。」

他看向陳課長。

「陳課長在這裡十幾年，業務熟悉，團隊帶得好，這點總公司非常清楚。你的價值，沒有人可以取代。」

陳課長的表情微微鬆動。

王副總轉向我。

「總公司派你來，不是要取代陳課長，是希望加強和總公司的溝通。吳江的業務越來越大，需要有人專注在策略規劃、資源協調這些事情上。這些事情，陳課長沒時間做，也不見得需要他做。」

他拿出幾張紙，分別推到我們面前。

「以後的權責劃分，我希望是這樣：」

「陳課長負責日常業務、團隊管理、客戶關係。所有第一線的事情，你說了算。」

「你負責戰略方向、總公司溝通、決策支持。需要總公司資源的事情，你來協調。」

他看著我們。

「兩個人，各有所長，各司其職。不是誰管誰，是互相支持。」

會議室安靜了幾秒。

陳課長開口：「王副總，之前那封信——」

「我知道，」王副總打斷他，「你的情緒我理解。但辭職這件事，我希望你收回。公司需要你，部門也需要你。」

他停頓一下。

「以後如果覺得有什麼委屈，或者有什麼狀況，隨時可以直接跟我反映。」

陳課長看著桌上的文件，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點頭。

王副總轉向我：「你呢？」

「我沒問題。」我說。

走出會議室時，我感覺到陳課長看了我一眼。那不是敵意，也不是友善，只是……一種重新審視的目光。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事情開始慢慢改變。

陳課長不再迴避我的問題，雖然回答仍然簡短，但至少願意給出資訊。同事們的態度也鬆動了一些——午休時有人問我要不要一起吃飯，會議中的討論不再因為我的加入而中斷。

我學會了一件事：不需要什麼都自己決定。

以前總覺得，既然是主管，就應該有能力回答所有問題。但現在我明白，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需要問的就打電話回台灣問，需要陳課長決策的就交給他。

這不是退縮，是分工。

工作漸漸步上軌道。

某個週末的晚上，我站在宿舍的陽台上，看著吳江的夜景。這座城市我來的時候是陌生人，現在已經有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轉角、熟悉的小吃攤。

耳鳴在安靜的夜空中響著，像往常一樣。

但這一次，我不再期待它消失。

我只是聽著它，像聽著自己生命的某一部分。

王副總來的那幾天，我和他單獨吃過一次晚飯。他問我：「還適應嗎？」

我說：「還在學。」

他笑了。「學就對了。我六十歲了，也還在學。」

我問他：「當初為什麼選我來？」

他想了一下。「因為你在新竹做得不錯。不是因為你很厲害，是因為你願意學。願意學的人，放到哪裡都能活。」

他看著我。

「你知道這個部門之前派過幾個人嗎？」

我搖頭。

「三個。最短的撐了兩個月，最長的半年。你已經過了三個月，而且還活著。」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活著就好。其他的，慢慢來。」

那句話我一直記得。

不是「成功就好」，不是「戰勝就好」，是「活著就好」。

活著，並且繼續往前走。

即使帶著耳鳴。

即使帶著失敗的記憶。

即使不知道前面還會遇到什麼。

幾個月後的一個深夜，我又一次站在陽台上。

吳江的夜景已經很熟悉了——那些永遠亮著的工廠燈光，那些穿梭的貨車，那些和我一樣，在這座城市討生活的異鄉人。

耳鳴在響。

我聽著它，忽然想起第一次在宿舍發現它的那個夜晚。那時候我二十二歲，以為這是暫時的，以為很快就會好。

後來我以為這是詛咒，以為人生會因此毀滅。

再後來我以為可以征服它，可以讓它徹底退到背景裡。

現在我知道，它不會消失，也不會被我征服。它只是存在。像我的身高，像我的膚色，像我的出生地——是我無法改變的一部分。

而我的人生，從來不是「戰勝它」的問題。

是「帶著它，怎麼活」的問題。

電話響了，是哥哥。

「睡了嗎？」

「還沒。」

「在幹嘛？」

「看夜景。」

沉默了一會兒。

「還行嗎？」他問。

我想了一下。

「還行。」

電話那頭傳來輕微的笑聲。

「那就好。」

掛了電話，我繼續站在陽台上。

耳鳴還在，穩定的高頻嘶聲。但它不再是我的敵人，不再是我的詛咒，不再是我需要逃離的東西。

它只是聲音。

而我，還在這裡。

活著，並且往前走。

帶著所有無法改變的事情。